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国家图书馆的甲骨珍藏》。国家图书馆在接待参观者时常常介绍说：“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可上溯到700多年前的南宋皇家缉熙殿的藏书，最早的典藏可以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大凡到过国家图书馆看书的人都知道国图是书籍的海洋，但知道国家图书馆有甲骨收藏的人恐怕不会很多。其实这不是特别奇怪，因为图书馆的馆藏甲骨是不对读者开放的。所以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把馆藏甲骨介绍给大家。由于图书馆不是什么研究单位，我们从事的只是甲骨整理，所以有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众所周知，甲骨是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发现的，至今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百年之后的甲骨文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甲骨学。它集文献性、文物性、收藏性于一身，是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什么是甲骨呢？好多读者可能已经知道，我在这里还有必要再说一说。甲骨是专门用来占卜的龟甲和兽骨，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占卜用的甲或者是骨，到了商代用甲骨进行占卜最为盛行，到周初或更晚些时候，仍然还有用甲骨进行占卜的。其中龟甲又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和少量的背甲；兽骨又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就是咱们这个所谓扇骨，其中也有牛的、羊的、虎骨以及人骨，人骨主要图书馆存那么一两片吧，就是人的头骨，刻的字也比较少，这些卜甲和卜骨合称为甲骨。 甲骨文是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商代传世的史料极少，人们对这段历史极为模糊，就连2500多年前的孔子也感叹道“文献不足征”，因此有人就认为西周以前的历史是靠不住的。自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商史就有了可靠的征信材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到3000多年以前，同时也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甲骨文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商史、古文字学、古代自然科学、古代宗教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礼记•表记》里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人非常崇尚鬼神，其行事之前往往用龟甲或者兽骨进行占卜吉凶，随后把占卜验证的结果或者相关的记事刻在甲骨上，其文字就叫甲骨文。 甲骨文从它被发现之初的私挖乱掘，到以后的科学发掘，已出土的甲骨数量是在15万片左右，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虽然说这些甲骨文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述性文字，而且存在着形式呆板、字句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商代历史的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也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千年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利的佐证。甲骨文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它上承文字产生前的象形符号，下启正规文字的金文和籀文，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它还不能完全具备人们所说的正规书籍的概念，但它是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早期的文字载体形式，是我国最早的初期书籍形态之一，它和古籍有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同样属于人类文明的瑰宝。1945年国家图书馆甲骨实物第一笔登记入藏，第一次共计入藏877块，其后又有不同形式的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甲骨珍藏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收藏数量多，总计有35651片，约占现在全部出土甲骨的四分之一；其二是来源广，藏品之中不仅有刘体智、罗振玉、罗伯昭、孟定生、郭若愚、胡厚宣等私人的旧藏，还有在庆云堂、尊古斋、粹雅堂等古董店堂店铺当中的旧藏，其中以以刘体智的旧藏为最多，有28000多片；其三就是多位知名的学者曾经研究和整理过国家图书馆的甲骨，如郭沫若、胡厚宣、陈梦家、罗福颐、罗福葆先生；其四就是文献性强，在馆藏的藏品当中多寡不同的含有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五个时期的甲骨，有些甲骨曾经在一些重大的展览中展出，有些还被选入馆藏珍品，接待国内外的参观者。

既然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刘体智这么多的甲骨，那么在这里我就要以这个为主线，着重介绍一下刘体智的旧藏，并以此来揭示国家图书馆的甲骨珍藏。下面先介绍一下刘体智的旧藏甲骨，刘体智在国家图书馆的旧藏甲骨现在共有28450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的最大宗者，这批甲骨是在1953年的夏天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1958年又由该局拨交给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就是北京图书馆。这28450片甲骨，分别被装在150个拉盖式木盒当中。木盒盒身选用了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红木作框，核桃木作心的盒盖显得特别的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在每个红木盒当中又装有数量不等的甲骨，这些甲骨装在一个蓝木盒里，都有棉垫垫着，每个蓝木盒当中还配有一个硬卡片，上画有甲骨的轮廓，每片还有甲骨的善斋的编号和图书馆的编号。随着这批甲骨一起拨交的还有取名为《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共18卷，分为18册。这18册甲骨拓本每册的编号顺序都与红木盒当中的甲骨顺序是一致的，每册拓本后面还附有每片甲骨的释文。刘体智的这批甲骨属于私人收藏，是非科学发掘时的传世品，故没有详细的地层关系、出土地点的记录，尽管这些使这批甲骨的考古价值不尽完美，但是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是不愧为殷墟发掘以前出土的甲骨的珍贵部分。它的收藏价值和珍贵程度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由于受甲骨施以钻和凿的影响，加之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甲骨出土以后很不容易保存，而且容易碎，因此用传拓的方法把甲骨做出一套拓片来，再用纸本拓片结合甲骨实物来研究，使甲骨资源不断有新的一个进展。刘体智的这批甲骨有记载的传拓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收藏人刘体智请人传拓，拓完的拓本又托金祖同带到日本，供郭沫若先生出版《殷契粹编》之用，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拓工手艺精湛，墨色黑润有光泽，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每片遇到大的甲骨都只拓了有字的部分，没字的部分一律从有字的部分开始一点一点使墨色渐淡作处理，而且有漏拓甲骨字的骨背面，骨臼的现象。第二次是刘氏所藏甲骨售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以后，当年的秋天，这个时候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施大规模的传拓甲骨的工作开始，开始第一批传拓的甲骨就是刘氏的旧藏甲骨，那次共拓得甲骨拓本28本、1341页，并题为《善斋所藏拓本》，拓本现在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次传拓的甲骨的特点就是分别了种属，比如说是龟甲兽骨时代、事类就分了一下类，拓全了甲骨的面、背和骨臼部分，而且还注明了卜辞当中有没有涂朱涂墨的现象。第三次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延续至2005年完成的传拓，拓成的拓片已经陆续被装订成册，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按馆藏号顺序传拓，要求尽量把甲骨拓全，其中也包括了骨面无字部分和有字的骨背骨臼，还对个别甲骨进行了水锈的清洗，对确认能够缀合到一块的两片甲骨进行了拼对传拓而且每块甲骨都传拓甲骨拓片三份。可以说最后这次传拓，无论是从拓片还有从甲骨文字的清晰程度，都是超过上两次，这些无疑给甲骨研究史料带来极大的方便。

下面就是说一说刘体智其人。刘体智生于安徽庐江，就是现在的合肥，是近代的收藏家，字惠之，后来改晦之，号善斋。所以甲骨界提到说藏甲骨，提善斋就知道是谁。清末他做到了支部郎中，完了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督办，1919年至1935年从事银行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以后就闲居在上海，并专心于甲骨、金石、古籍以及各种珍玩的收藏。全国解放以后进入了上海文史馆工作，潜心于文字音韵学与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当中。刘体智出身晚清淮军将领之家，其父刘秉璋就是清末淮军重要将领李鸿章手下的一个重要将领，做官做至四川总督。刘秉璋有五个儿子，即体乾、体信、体仁、体智、元之。刘体智在家中排行第四，刘体智从小天资出众，其父刘秉璋借着与李鸿章上下属关系的私人交往，很小就把刘体智过继给李鸿章作了义子，这使刘体智有了被送入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和李氏诸弟子一起读书的良好时机，严师教诲、弟子之间的交流使他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的隔代交往使他学识广泛、博学多才。刘氏从祖辈上就有藏书的传统，在刘体智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就有专门用于藏书的楼阁，因牌匾曰：远混天碧，故取名叫远碧楼。刘体智在上海从事金融实业之余，还雅好收藏，他继续发扬祖辈的藏书传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特意在上海的新闸路上建成一个飞檐式的二层楼用于藏书，取名为小校经阁。刘体智的收藏以殷商甲骨、三代青铜器、少量的宋版善本古籍、各朝古币以及明版善本古籍为主，以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为次。刘体智善于文字音韵学，特长是训诂考据，著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等，还有《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

下面就说一说刘体智的旧藏甲骨与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928年以后，郭沫若先生旅居日本，并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同时受到罗振玉著《殷墟书契》影响开始研究甲骨文。1933年5月，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卜辞通纂》，这也是一个研究甲骨的一个专著。国内的刘体智先生深知郭沫若先生的才识渊博，于1936年的3月和4月间，委托当时师从郭沫若先生的金祖同，携带自己的全部拓本到日本，请郭沫若先生拣选并刊布。最先见到这批甲骨拓本的郭沫若先生见到拓本以后，一是对刘体智先生旧藏甲骨数量之多内容之珍感到特别震惊，第二是对刘体智深情的厚意而感动，三是对金祖同的鼎立支持和帮助大加赞许。在经过认真的拣选、研读和考释之后，于次年也就是1937年4月，在日本编著并出版了甲骨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殷契粹编》一书。对此郭沫若先生在书的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渡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这就是说一千多片虽然是他的一部分，但是说也可以看出来它的精粹之处了。对于金祖同帮助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序中也写道：祖同金君，亦有志与契学，而拓墨之艺尤精，渡日以来，于此邦藏家所搜甲骨拓存殆尽，其用力之勤且专，良属后起之秀，本编之成，彼亦与有力焉。在这里就是说也说明了甲骨传拓是金祖同先生帮助郭沫若出《殷契粹编》有很大的帮助。在上面所提及的《殷契粹编》一书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刚才已经念到了：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凡二十，细心的读者不难会发现，这里的凡二十显然与上一节所述的甲骨拓本18卷分订为18册是有出入的，但是通过观察了《书契丛编》每卷的顺序编号就不难发现，从1卷到18卷每张粘贴拓片的书页左上角的起止编号是连续的，再也就是观察它这个每张纸前面书页不同，更重要的是每册书脊的装订位置，还留有就的装订书眼，就说明后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书契丛编》给拆掉了。事实上也就告诉我们郭沫若先生1936年在当时所看到的刘氏拓本确实是20卷，不是18册，只不过是二十册当中有两册释文，而上一节咱们提到的甲骨拓本18卷18册是胡厚宣先生提出来的。被郭沫若先生《殷契粹编》选中的一共有1595片甲骨，全部精选于刘体智先生的28450片甲骨当中。这本书是按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等分类。被选中的每类甲骨数量虽说多寡不一，但是也包括了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祭祀以及求告风、雨、水及天变、年成和农事以及与藩国的战争、交涉、田猎、游止、疾病、生子对今夕来旬的卜问等等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殷契粹编》第112片，该片是由3片甲骨文缀合而成，其中两片面由王国维先生缀合，就是甲乙两片，就是咱们看到的上片和下片，就是上片和中间这片；丙片由董作宾先生缀合。甲片被著录在《殷墟书契后编》，乙片著录在《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丙片著录号为善斋603号，北图的6006号。等三片就是善斋的珍藏，这三片甲骨的缀合，其重要性在于它证实了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殷世系表先公先王的排列具有可信性，同时也发现了《史记•殷本纪》中先世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是错误的，被纠正后的顺序应该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为此，王国维先生早在1917年也就是甲骨发现的19年就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中王国维先生首先首创了用二重证据法的方法来从事甲骨研究，把甲骨学研究从文字时期推向史料时期，此举也是以甲骨文证史的滥觞，对此郭沫若先生的评价是：数千年来史籍之谬误，得此而一举廓清。又如《殷契粹编》第114片，刘体智的善斋号10998号，图书馆的编号是16400号，这是一块比较残的牛的肩胛骨，肩胛骨的上边刻辞不全，而且你仔细看文字都缺横画，就是先刻的竖后刻的横画，惟独卜辞当中报乙也是次于上甲的记录历历在目，就是说和刚才咱们图一看的那个排列的顺序是一样的，如果说《殷契粹编》第112片的例子是偶然发现的，那么这例就应该是属于必然了。再如《殷契粹编》的第113号是由燕京大学所藏的一片甲骨与刘体智所藏的甲骨缀合而成的，甲片上边这片为燕京大学所藏，乙片是善斋的198号，国家图书馆是5601号，这片甲骨的内容不仅为王国维先生提到的所缀合的结果增加了新的例证，而且解决了甲骨文中自上甲以来周祭的顺序，还为研究殷代的祀谱奠定了基础。以上三块被郭沫若先生誉为“卜辞文献中可云鼎足三者也”。除此之外，郭沫若先生还凭借《殷契粹编》所含的内容对殷人的书法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者，乃殷世只钟王颜柳。这个钟王颜柳是指东汉时的钟繇、西晋惠帝时的王羲之、唐中宗时的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