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演员还是做导演。 张国立：1974年我已经开始演电影了，演电影以后，我们经常跟唐国强开玩笑，我说唐国强，你是把我们都给害死了，因为那个时候特别需求那种奶油小生，所以唐国强特别迟吃开，一会儿《小花》也他演，一会儿《南海长城》也是他演的，一会儿这也是他演的，那也是他演，我们这个属于，好呢，这张脸又不够好，坏呢，这张脸又不够坏，怪呢，这张脸又不够怪。所以就是上下四六够不着，够不着呢，你就是没戏演，没戏演，后来我也就放弃了演戏的这个想法了。我就开始去做导演，我跟着米家山学导演，米家山带了我四部电影，我一直给他做副导演，到了第三部的时候，他让我跟他做执行导演，到了第四部的时候， 我们俩联合导演。我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演员到导演的一个转变。那个时候做导演不像现在，有钱你就能拍，那个时候做导演是要艺委会和电影局要批的，那我从两部副导演，一部执行导演，一部联合导演，已经完全走完了这个过程，所以那时候就自己独立导了一部电影，有三年的时候，就独立导电影了开始，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天地是在舞台上，我演戏还是我最好的，机会来的是《宰相刘罗锅》，说是让你演乾隆，那个时候我真是没感觉，尤其是过去没演过古装戏，所以一直到了那部戏演完了之后，我一下变得戏多起来了，戏多起来，可是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导演的转变了，一个演员到导演的转变，我也难以割舍，所以后来的状态就一直都是属于，一边演，一边导，没有别的可以夸耀自己的，有一点是可以夸耀的，在年轻人面前，那就是勤奋，那就是卖力气地干活，真的是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就是说你想想，我们拍摄，你每天面对的这么多的台词，你要背，这一个演员已经劳动量够大的了，但是同时所有的这些镜头，你来拍，机器架在哪儿，拍谁，情绪怎么样，是不是你的要求，你也要来管，我们工作一般来说十五个小时，然后回到家，先背台词，看明天的通告，把台词先背了，然后美术把那个平面图给我，我再来看明天的调度，明天的戏，因为我们我们让演员觉得我没把握，不能让演员觉得我没想法，一到现场，第一组机器摆在哪儿，我已经在今天晚上就告诉摄影师和灯光了，明天我第一个镜头拍哪儿，比如说我现在拍他们厅，我这一个角度，我三个机位拍好了以后，我就要一次性把它拍完，我不能说，我拍完他们拍我，拍完我，灯光还得调过来，那我所有的，这个今天的所有的讲话，哪些个是该谁提示，谁在提示之前听到了哪一句话有感觉，摄影师他们的角度应该是给哪儿，您的角度应该给哪儿，那我这个导演都得想好了，也就是说，明天我拍戏的时候，我告诉那个摄影的时候，我已经说好了，这个灯光打好了以后，我现在这个机位，我要拍四个镜头，第几号，第几号，用在哪儿，用在哪儿，我全都得说出去，我一个剧本拿到以后，做导演的时候，那基本上，那就是这剧本都翻烂了，今天在这个现场，我可以不看这场戏，我就可以把这场戏拍了，可能某些人的台词我记不住，但是这场戏是什么，我是绝对知道的，就是熟读剧本，很笨，但是确实受用，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时间的，你不是说你随便说的，你已经把这个功课都做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几乎睡觉是五个小时，每天最多五个小时，我就这么咬着牙就这么干，然后这所有工作做完了，安眠药一吃，吃了安眠药再去洗澡。 主持人：为什么呢？ 主持人：因为洗完澡，那药正好起作用了。赶紧就睡觉，要不脑子歇不下来，还在想这个事儿，永远都在想事儿，永远都在想事儿，想这个镜头，做梦都梦见拍戏，我跟我的儿子张默经常聊，我说，你可能比我聪明，我呢，这个人不是很聪明，但是勤奋上，不惜力上，你们肯定不如我。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可以拍戏拍三天三夜，喊停完了之后，大冬天椅子上就睡了两个小时。那时候，我那工作人员就特别好，就怕那个风把我吹着了，就围着我，那么站着，一直两个小时以后，醒了一看，他们都站着，你们干吗呢，还问人家干吗呢，可以干活干到这种程度，但从不抱怨。干活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过程，所以在这种获取快乐的过程中，你再出什么力，你都觉得，你是应该的。

同期声：演员怎样才能坐上第一把交椅？ 张国立：这个演员，经常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塔尖上，就这么一把椅子，但围着这一把椅子，有一圈椅子，再往下还有一圈椅子，这三圈椅子，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坐到最上头那把椅子上去，我是属于，没有都没有坐到那个第一把椅子上的人，我永远都是在这圈上坐着，但是谁也不能看轻我了，那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一个有量有质的人，演员出来往往是作品，比如这几年，王宝强，张涵予，你看吧，都是因为作品。所以这就得刚才说那老话了，机会是在给有准备的人，实际上不是说你今天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没有挤上去，我们就看轻了你，在我们这个行里头，绝不会看轻一个有实力的人。我很多年前，人家叫我说，叫内部明星，就是内部的人没有看轻你的，都是非常看重你的，知道这小子，只要有一天，你给他这个机会，他肯定坐到上头去，一个演员也好，或者一个你做其他工作也好，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每一天都有机会给你，但是个话说了，你说你每天都有机会给我，我也没遇上，或者说我也努力了，我也没到今天这个地步，没事儿，你得满足你现在这个，它是一个辩证的事儿，您还不能说不满足，大家都不知道，王宝强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宝强就一直是一个跑龙套的，在这个圈子里已经混了很多年了，我都记得他好几次跟我讲，那时候你拍哪个哪个戏的时候，我给你干啥了，我给你干啥了，说了特别多次，我都知道。所以只是说，那么一个戏，那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个形态的戏，他最合适，他就成功了。但是这种成功也不是可能吃一辈子的，你还得去努力，如果你不去继续努力，你可能也就，路途中慢慢慢慢就下来了。但是你成功过，这点无可厚非。 同期声：演《金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国立：《金婚》这部戏，我们好在就是什么呢，郑晓龙导演常说，说这部戏不是我导出来的，是国立跟雯丽演出来的。《金婚》这部戏最大的成功是，郑晓龙有感而发的挖掘了这个题材，第一，第二他选择了最准的演员，也就是说，他看得太准了，他找我演这个，那是真是太对了。因为我是一个可以，就是把自己放松一点儿的演员，因为演员演戏，其实跟生活中一样，他有个性中的东西，有个人本人个性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中，大家都有演戏的状态，我们讲演戏是什么呢，演戏一种叫生活度，一种叫游戏态，这是我自己给总结的。你想想我们生活中也有游戏态的时候，比如今天单位聚会，让你来做一个主持，你要为了把大家这个气氛调整起来，你很多东西都是游戏态的，但是你把这个游戏态拿掉以后，这是你的生活，比如你跟你女朋友说我爱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她做这个姿势，叼着个花儿，我爱你，能吗。绝对不可以，是吧。你要这个样子的时候，她就认为你是在调戏她，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准确两个字，生活中也一样，戏剧中也一样，就是此时此刻要表达的方式，哪怕是语言的节奏，语调，形体，都准确了，你就对 了。我是一直是用这种方式来演戏的。就是准确，可能有一百种方法，你也可以这么说我爱你，你还可以用更夸张的一种方式，比如你要某个城市的大屏幕上，打上我爱你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但这都超出了生活的一种形态，这只是对人物关系而言，它可能是准确的。包括为人处事也一样，准确的人物关系，准确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这就是大家都舒服的。我需要你幽默一点儿的时候，你一点儿不幽默，那个女孩儿说了我们俩吹了吧。说为什么，你这人一点儿都不幽默，你看人家那边，说话老是那么乐呵呵的，人家多幽默，她比了，拿你，观众看演员也是一样，他比，他跟你比，这个人演这个戏演成这样，那个人演成那样，我觉得这个舒服，他一定是找个最舒服的，所以我觉得《金婚》这部戏，我自己认为，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大的检验，就是说，生活戏演五十年，而我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人，要从二十五岁演起，我一定是很难的，尤其是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一定是很难的，那我就在想，别人不在乎，不会在乎一个说，你演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多少多少别扭，我也不要去演他，我就该怎么着怎么着，我先跟自己讲好了，因为我知道媒体一定要呲我的，所以我先跟自己讲，我是老黄瓜刷嫩漆，这个地方我一定演得不好，别人一定觉得不舒服，但是您讲究点，您往后看，您一定会觉得越来越舒服，那您让我绷着胸脯，再一走路，再一跳，那完了，那肯定完了，那就更加大了，放大了别人对你这个东西的不信任，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它放弃，演好了。这段不需要别人给我任何好的评价，有一份好的评价，都算我赚了。

同期声：做慈善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6：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张国立：伟大这两个字，贴在咱们身上，实是贴不上去，您知道吗。就像弄了一捧子炉灰来贴瓷砖似的，它怎么的它都挂不上去。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改变了自己，说命运也好，你说境遇也好，精神状态也好，或者是精神世界也好，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不要去看它的背后，它的背后都有故事，每一个人，包括张国立今天坐在这儿跟你们这样子谈的时候，你们觉得他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他背后也有他的故事，我们不去管他，但是每一个人面对自我的时候，你自己跟自己绝不会说假话，我是一个什么人，我现在怎么样，我对自己满意不满意，等等等等。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改变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整体，因为物质上的改变，让我精神上也升了一个层面，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就恨不得这个男主角都是我的，恨不得这男主角得有一千场戏。我现在全都不这样想，我就恨不得这男主角我得看谁最合适，我一定把他叫来，让他来演这个男主角，还有一个就是，我特意在要求自己，去回报社会，如果你历数我做的公益的东西，很多很多，当然我也不太爱去说它，早在网络，或者是电视台，给一个一个年轻人颁发什么慈善之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暗暗地做了好几年了。花的钱比他们花的多得多，没被人发觉的原由就是参加低调，这个低调也是刻意的。至今也认为自己低调是应该的，那你说，你这个变化是因为什么变化呢，首先是因为物质上的变化，当我已经有了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回报社会，当我有了钱的时候，我一看到边远山区那些孩子们，上学居然一套课桌，要分三次用。这个放学了，那个年级的人来，这个年级放学了，下一个年级的才来因为他们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我心很痛，那这种痛要说过去的话，我就觉得没想到咱们这还有这么苦的地方，我就想给他们改变，那好吧。要改变，最简单的方法，要钱出来给他们修学校，给他们买课桌，我想到了，我也做到了，做了这件事以后，你获取的是一种快乐，我完全不是，站在一个施舍的一个角度上，我确实觉得这个获取的是一种快乐。因为当孩子们升旗仪式的时候，他们站那给你念他的感谢信的时候，完全是不经过排练的，孩子们居然念这封信的时候，他哭了，所有的学校的孩子们都哭了，老师也站那哭了的时候，你觉得你获得的这种东西，比你花的这点钱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于是你就在想还有人需要，那我们还应该去做，所以我觉得我最大变化就是内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会想的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过好，我现在想的不仅仅是家人，是想的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只要我们能够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他们，这是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