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开始从他的家庭和童年开始。汤先生的父亲是汤化龙，是国民时期的政治家、法学家，他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以后他当选为民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而且和黎元洪、梁启超组成了进步党，他为辛亥革命是作出了贡献，但是后来他辞了这个议长的职务，追随段祺瑞。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是毁誉参半，评说不一；但是他爱财如命，求职若渴，对青年学习的困难他是尽力的帮助，大家对他这一点是众口同音，推崇备至。 汤佩松先生的童年时代，由于他的父亲从事官场，随着父母行踪不定，可以说是以游记的方式在上海、北京和日本，度过了一段最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童年时代。汤佩松的少年时代是留学日本，由于李大钊，我们的革命先烈他受到了汤佩松父亲汤化龙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也就是说在日本找到陈大炫、陈喜，那么汤化龙就把他的儿子汤佩松交给了李大钊，作为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监护人。 汤佩松是在1917年到1925年，他进入了清华的留美预备学校，实际上是从初中二年级到大二。那么当他进入清华学堂以后，在1918年他的父亲汤化龙就在加拿大被暗杀。他的母亲早过世了，唯一的一个姐姐也过世了，所以当他父亲被暗杀以后，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有任何家庭的依赖，只好发奋土强，所以他在清华8年的学习，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而且是全校少有的几个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足球、台球、田径赛那都是冠军。但是当时清华的经费是来自于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我们大家知道，庚子赔款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一生中都为此深感不安和无限的感慨，他能够感到自慰的，他说我不但没有由于进入了这所学校，而感到踏上了黄金之路，而是以国事民仇之恨鞭策自己，许下了发奋图强，学成归国以报国恩的心愿。 但是在他离开祖国的前夕，他去看他父亲的挚友，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梁启超。当时梁启超跟他赠送了一首歌，叫《沁园春·送汤佩松》。我想我们就读前一两句，梁启超这个诗中说，“可怜阿松，万恨千忧，无父儿郎”。那最后两句是“从古最难的是做名人子，松汝，心谨勿忘，汝行矣，望海云生处，老泪千行”。这个是在他离开祖国前夕，他父亲的挚友梁启超给他赠的一首歌。那么汤佩松是在留学日本，他的科研生涯是这样的，1925到1927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学习。也就是说，他直接插入三年级，而且主修植物学，主修化学和物理。实际上他用两年的时间，加上暑期的学习，他把三个系的课程全部学完了，而且可以从三个系任何一个系获得学位，但是最后他是选择了植物学。而且是以全优的成绩在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毕业生毕业于植物系，获得了学士学位。 但获得学士学位以后，他要进入研究生院，当时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还有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三所大学是植物学做生理学最著名的，但是选择哪一所大学呢？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专门培养研究生，而且在他的学业上又有一个转折，那么从植物生理学进入了普通生物学，以及生物力能学。也就是说，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一个转变，这个对他在明尼苏达打下的基础，那么他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 那么汤佩松在留美期间，取得了哪些成果呢？也就是说，在1932年，汤佩松在植物体内首先发现了细胞色素氧化酶。那么在1933年，他提出了在活体在细胞中测定呼吸速率和养分压的关系的公式。这些结果出版在当时的升华学和生理学的教科书中，至今仍然被常引用。

那么1933年，汤佩松回到了祖国，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历史上上海之春，所以他毅然决定要回到祖国。当时他这个决定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只告诉他的约翰霍普金斯的同学和他的挚友，就是说罗伯特马歇尔。他这个同学和挚友是家庭和本人非常有实力，可以供他在纽约某一个大学继续从事研究，而当时汤先生的夫人，第一人汤师母是他在明尼苏达的同班同学，也是学生物化学的。由于做生化实验，把那个酸沾到眼睛里头了，所以她后来就失明了，所以是在那样极端的一个情况下，他朋友说他的妻子的工作和生活都可以安排，但是汤先生他十分感谢，但是也痛苦地拒绝了他的朋友，就在1933年他就回到了祖国。 应该说汤佩松回国以后，在半个多世纪，他始终是把祖国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和他个人在科学上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1933年回来以后，他受聘武汉大学做生物系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他在国内开了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的课程，而且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普通实验室。那么他是把科研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时候他发表的有关论文，至今认为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而且在这个时候，根据教育部的指示，要在武汉大学筹建一个医学院，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而且武汉将沦陷。那么教育部就决定，就是把武汉大学要筹建的这个医学院迁到大后方，大西南，因此在贵阳建立贵阳医学院，暂时由他主持。那么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有沦陷及逃亡的医学院的学生，和培养抗日战争急需的医生。担任生物化学系主任，开设了生物化学课程，并负责设计和建设实验室等课程。

那么在抗日的战争时期，在南方的岁月吧，在他完成了贵阳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以后，他就应聘到西南联大，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农业研究所，来筹办植物生理研究室。而实际上这个研究所是在哪里呢？是在昆明的北郊一个小镇，他建立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生理实验室，也可以说是一个广泛的生物学研究室，除了植物生理学以外，还包括动物生理学、微生物生理学，还包括生物化学，还包括土壤微生物，目的是为开发大西南的生物资源和培养、储备人才。而且在昆明的小镇，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除了农业研究所以外，还有经史研究所等。但是在这么一个小镇，他们要开科学讨论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科学院那儿，根本找不到地方，说位梨园会晤，就是在茶馆里头举行学术讨论会。这里头有生物学家、有农学家、有经史学家、有物理学家、有化学家。那么这样一个讨论，实际上是科学和家常，创新思想的，思维的碰撞，以及就是说对于选择科研课题，培养科学人才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梨园会晤的时候，产生的创新思想的火花，这个获得了，国际上有重大的科学成果，那我们后边讲。 应该说大普及，也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最著名的科学研究中心，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小镇，那么对汤佩松来说，抗战8年中，他在大普集呆的时间最长。这一段时间是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年轻人的学术思想，研究工作最活跃，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为他报国恩、培养人才最有效的时期，这个时期先后有40多位科研人员跟随他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界的领军人和领导人。 我这里要讲的，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硝烟弥漫的大后方，在昆明的大普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但是他们取得了在国际最有理想的成果。比如说1949年有汤佩松和王竹溪，王竹溪先生是物理化学家，后来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关于细胞水平关系的热力学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上，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工作也就是1941年，在美国的生物学季刊上，发表的合体细胞的呼吸。那么第三个工作是1944年，也是在美国一个科学月刊上，发表的农业的哲学，实际上是论太阳能的转化作为人类能源的基本意义。第五个工作是关于中国的水，也就是中国的水生的那个慈姑这种植物，它的抗生素的性质，这个工作是发表在英国的《Nature》杂志上，可能这是在中国土地上所做的工作，在《Nature》上发表文章的最早的文章之一。 我们可以想象，这四篇工作是汤佩松和他的共同工作者，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是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是在昆明的大普集，昆明的乡下，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工作是科学家的智慧，他们在科学上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想这个在世界史上都是很困难的，是在抗日战争作出这些超前工作来。

那么我现在就讲一个，就是它这个合体类。实际上当时也就在梨园会晤，就在茶馆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时候，那么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汤佩松就提出一个想法，就说水分，水是在自然界里头，它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水势，但是在生物体内，特别是在植物体内，它是从根部往地上部分运输。那这是什么一个机制？那么当时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王竹溪先生，他就很有兴趣，他就跟他两个人结合起来一起研究。所以，也就是说最后他们是用热力学的处理，也就是说有化学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这个文章发表在哪儿呢？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上，那是1941年，那个时候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那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进入了解放战争，而解放战争之后就是解放以后，翻天覆地的思想改造，那么思想改造停止以后又是60年代大跃进，那么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这篇文章的命运。 那么实际上在60年代，美国的一个植物生理学的这个权威，他们用同样的热力学、同样的方法，他说他解决了水分在植物体内运输的规律，那个时候开了国际大会，而且各种教科书都记载了它的成果。那汤佩松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后，他访问美国，被美国植物生理学邀请，那么参加全美国植物生理学大会，那么他在会上正式提出来，水分在植物体内运输的规律，热力学的原理，实际上他和王竹溪先生，在1941年就解决了，这个文章发表在你们美国的物理化学杂志上，当时他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后来是这样解释的，他非常遗憾，他疏忽了汤、王的文章，但是他后来承认，就是说水分在体内运输的机制的先驱性和首创是属于汤、王你们的。 那么我们说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汤佩松和他的学生们取得这样一些成绩，主要是我们大家知道，是英国剑桥的生物化学教授，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撰写人，他到昆明大普集去访问，他对汤佩松先生的工作评价极高。他说在大普集，他们建立的普通实验室，尽管这个房屋是泥砖或者木材构建的，但是论设备不赖，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在沉重的气氛中，把青年有为科技工作者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储备人才。 那么更为珍贵的是在90年以后，李约瑟在他的科学技术发展史第五卷，在扉页上他对汤佩松，和他在大普集的实验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他把这一卷是献给在漫长的为自然知识，用于和平和友谊，而不是服务于仇恨和战争而工作的、实验的两个人，一个是汤佩松，还有一个是他的朋友贝拉尔，刚才你们都看见这贝拉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说汤佩松是清华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是《绿色奴役》的作者，为全世界人民争取更多的粮食的倡导者，也是纪念，就是约瑟和他在大普集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李约瑟两次到昆明这个小镇大普集，每次都停留一两个星期。 那么在抗战胜利以后，汤佩松就回到了北平清华大学。当时抗战结束以后，清华大学就着手要复原回北平，曾经有学生请愿，不能把清华大学留在南方，汤佩松表示复原北平是我们的心愿，1940年夏天他回到了北平。当时看到北平百孔千疮，这个人民生活的困难和国民党对学校学生的摧残，当时清华大学正好是校庆37周年，是复原以后第一个校庆，汤佩松在校刊上发表万言书，“一个清华人的自白”，喊出了清华人和民国的心声。他说，以清华大学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国家文化、科学以及各方人才发源地，是国家的基础。自白，而且得到了当时朱自清的赞扬。当时清华大学农学院不在清华园里头，是在颐和园这附近。而朱自清他只从清华园的校园不行了几公里到这个生化实验区，专门赞扬“一个清华人的自白”。那么这“一个清华人”，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出来的，他没有辜负一个清华人这个光荣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