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平以后，学校聘请汤佩松重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长。那么他当时建院的思想就是要把清华农学院能够培养出从事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创新人才的基地，而且也要培养出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的基地，而且在清华大学招收了两届毕业生。在清华大学农学院，他也取得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也就是1951年汤佩松和他的研究生阎隆飞先生，也是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次证实在菠菜叶绿体中存在碳酸苷酶，当时在国际上争论得很激烈，认为碳酸苷酶只有在动物的血液中才存在，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植物体内存在。而且这个研究结果被航空航天局将植物碳酸苷酶用于宇航舱中，是作为生命保障系统，来维持气体的平衡。 那么后来进行调整以后，清华大学的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等，就合并成北京农业大学。那么他出任北京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但是非常遗憾的、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进行思想改造。那么汤佩松是北京市重点批评的名教授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批判以后免掉了他的副校长的职位，最后就把他调到了上海植物胜利所任植物胜利所的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的教授。 那么后来，在1954年之后他就回到了北京，既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在北京大学他建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开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也就是说把这三个学院的植物生理学家、植物生物化学家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植物生理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的，但是当时是建到北京大学的。而在这以后，他培养了中国一批植物生理学家和植物生物化学家，而且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一系列的创新成果。那么其中也就是汤佩松和吴相钰教授，发现了水稻硝酸还原酶的诱导形成，这是第一次报道了植物体内适应酶的形成。这一发现大大推动了作物营养施肥的研究，以及在酶水平和分子水平上阐明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这篇文章是发表在《Nature》上，这个也可能是我们解放以后，在中国做的工作，在《Nature》上发表文章最早之一。而且在这个时候，汤佩松他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听说他当时开始研究呼吸代谢，特别是呼吸代谢途径的条件与控制，那么他以水稻为材料，也就是说水稻他在不同的发育时期，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它的呼吸代谢也是多头的，但是有主有次。比如说水稻它要是生长在水域的环境里头，它呼吸代谢就是以无氧呼吸为主导；假如说土壤水分改善、土壤空气改善，它能进行有氧呼吸。那当时说明了水稻它存在着多头呼吸路线，在不同的生长、不同发育时期、不同环境下，有主有次。那么当时生产上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育秧的时候，都是水育秧，水的温度要低，淹在这个水里头，烂秧烂得很厉害，这个水稻的产量影响很大，当时他从他的理论研究出发，说水稻需要有水，但是假如说把它根部的水分条件改善、空气条件改善，它们进行有氧呼吸，能量代谢的高，呼吸与物质转换的效率高，那能达到它育秧的目的。结果他就把这个水育秧，就是秧前投到水里头秧苗，把它改成施秧，马上就解决了水稻烂秧的工作。

所以他从理论到实践做了很大的贡献，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讲了，但是我觉得汤先生一生是很坎坷的。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反右，也许你们年轻都不知道反右排是怎么回事，那个大清流派以后，政治生命完全没有了是很悲惨的。当时他认为，这个科室上的领导是在他们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因为那个时候他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到解放以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员，他认为科室上的领导是在学部，而不是在文津街，而文津街是什么地方呢？是中国科学院的单位所在地，那一上纲就是说，科学院的领导当不了领导科学，当时这是一个右派言论。那后来他被打称右派呢？都是得于他父亲，因为董必武是他父亲的挚友，所以当时包括他，那么反右这一劫他是躲过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后来文化大革命，那他的遭遇就非常非常的受尽了斗争屈辱，也可以说不堪回首吧。但是我觉得汤先生，他… 我还忘了，就是在抗日战争那个最艰苦的年代，你想他的妻子双眼失眠，而且当时是有三个男孩，而且又还有身孕。他妻子是一个加拿大的华裔，就是土生土长在加拿大，那么带着三个孩子在昆明，在昆明的乡下大普集根本没法生活。那这个黄先生，就是他的夫人，她在加拿大可能家里还有点实力，就一定要她回到加拿大，她家在温哥华，而且他们家里已经给汤先生给哥伦比亚大学也找到位子了，就准备叫他们回到加拿大去。但是汤先生没办法，他妻子、孩子没法生活，因为那个师母眼睛又失明，有托着几个孩子，而且又不会做饭，她那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是吧！所以汤先生没办法，但是他一定不离开中国，哪怕就是在那么环境的地方，他也要报国恩，所以他把他的妻子送到了印度，然后在印度买船票，然后送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自己回到了加拿大，他又回到了昆明，再继续做他的教学和科研。我想这个在抗日战争，那个时候虽然是说生活多么艰苦，而且可以说生离死别，因为当时他认为送上船以后，他这一生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但是他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国家，要报国恩。 可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我想你们在座的年轻人都不太清楚，那净是受尽了屈辱，但是我觉得非常可贵的就是什么呢？他从牛棚里头出来以后，其实他几个孩子都在美国，但是他也不愿意再去到美国，他继续地工作。我觉得非常感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从牛棚里头出来以后，大概是1972年吧，那时候正好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来访问的时候，就跟周总理谈判的时候，就说中美要解冻，那么首先从科学交流开始，这个协议签下来以后，国务院就跟全国各地科技界发了通知，要大家提计划到美国去考察，一下提了一百多个考察计划到国务院，但最后只批准了两个，一个是光合作用。并不是说这两个方面重要，而是这个计划提的很具体；而光合作用这个计划是汤佩松先生提的，他从牛棚出来以后，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在图书馆跟他过去的累积，他提了一个十几页的光合作用访美的计划，要访问美国光合作用十个研究中心，每一个中心它研究什么，每一个中心有哪些教授，每一个中心我们要希望要获得什么问题，所以这个计划一拿到国务院去，当场就批准，要是其他类型的话就是一个题目，什么问题也没有。那么后来国务院就决定了，首先是派两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其中一个是光合作用。 那派谁去呢？我想汤先生自己提的计划，而且他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美国做了工作，我想他要返回到美国去，我想他比谁的心情都迫切，但是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牛棚里头出来，还没有得到解放，他不能去。后来要求我们这些学生，我这辈的也都不行，都是汤先生的什么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一类的苗子吧，也不能去。那谁能去呢？那就是年轻的技术员、中学生和刚刚正好毕业的大学生才能去。但这报上去以后，国务院马上又打回来了，那这去访问什么，英文也不懂，什么也不懂，那就反复下来做工作，但汤先生还是不能去。最后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其中一个同学和我勉强可以去了。 我们去了以后，汤先生不仅没有一点委屈，而且当时他给我们这几个学生写了大量的推荐信，把我们隆重地推出给他的朋友，给他美国那些同事。我想这是什么胸怀啊！当然这次访问美国，对我们中国后三四十年光合作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美国访问回来以后，在所里我也不能上台去汇报访美的情况，因为各种因素，那就是找了一个出身好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他可能外语也有一些困难，也没学到东西，什么也讲不起来，只晓得说了一个鸡蛋怎么样，说了以后国务院不满意，说这么去访问了美国，回来就这样吗？最后叫我们再诠释，在中山公园的大礼堂举行了全市的报告会，终于把我们在美国访问的收获和大家做了汇报，实际上对我们推进也很大。

我这一点就是说明汤先生他的大度，他其实一生很坎坷。那么汤先生，应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学术思想都是很活跃的。那么他曾经是中国植物学会的理事长，在中国植物学大会60周年的时候，他提出了创新植物学的新概念，这是在三十几年前，他就是要把分子生物学和经典的植物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路去研究植物学的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要去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创新植物学的灵魂是创新，实践的途径就是学科的交叉。实际上这个是很超前的，也就是不夸张地说，汤佩松从他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一生的科研，有很多出色的工作都是学科的交叉。应该说创新植物学这个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典范。 那么我觉得汤佩松先生，当然对整个科技界的贡献是很大的。我只是说我非常幸运，就是说我从苏联回来以后，后来就跟汤先生一起工作，他对我学术思想上的成长，对我各方的努力，从科学上的勇气，各方面的困难的克服，我觉得是我终生受益。我就讲一件事情，也就是在1986年，在美国召开了第七届国际光合作用大会，那么这次大会我非常幸运被他们邀请了，主持一次全体的学术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正好是德国马普生物物理所的米切尔，他们成功地解析了细菌空间结构。当时我在主持这个大会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在布朗大学的礼堂反映会那么强烈，因为在这之前一致认为膜蛋白是不可能得到结晶的，因为膜蛋白是镶嵌在质子双分子膜上，要分离提取很困难，水溶性蛋白那当然可以容易拿到结晶，而膜蛋白的话它有缩水的部分，有清水的部分，怎么可能在溶液里去结晶呢？所以在1986年以前，根本认为膜蛋白是不可能结晶的，但是他们立志拿到膜蛋白的结晶，而且成功地进行了X光衍射，揭示了这个直射光和细菌反中心的空间结构，那么两年以后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们在大会上报告的时候，在布朗大学整个大会堂沸腾了，那个全体起立，鼓掌十几分钟都安宁不下来，也就是在科学的前沿，在这个的领域，有这么重大的突破，对科学家心灵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回来以后，他们都已经八十几岁了，我就跟汤先生汇报，我说我这次到美国去参加国际光合作用大会，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直射光空间结构的解析，对我心灵震撼太强烈了，我觉得光和膜蛋白太重要了，但是研究的难度太大了，而且国际竞争太激烈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勇气来开展这个工作，汤先生这个时候八十几岁了，他说匡廷云，我跟你讲我们一定要做，我说要做的话，必须要进行学科交叉，我们搞生化的，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提取，但是结晶和X光衍射必须要结合社会学家，后来汤先生说了我们就进行学科交叉。因为从30年代开始，他就从事这方面的交叉，后来就把生物物理所的梁东才请来。那我们就合作起来研究，我们做生化的分离提取，他们做结晶和X光衍射。那么这个交叉结果，我们突破了菠菜组曝光色素，也就是HC2的晶体衍射。这个应该说是在国际上第一个在原子水平上，解析了高等植物光和膜蛋白复合体。那么当时国际同行评价为国际上光合作用的一个重大突破，发表在《Nature》，以封面的形式发表了。所以我想，这个工作的话，首先应该归于汤先生，要是没有汤先生的那次会议，我们把列席在汤先生家里，决定开展中国光和膜蛋白的研究会议，是作为一次世纪之约，没有那次会议那么没有我们后来一系列的光合作用这方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汤先生他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超前的，而且在八十几岁、九十岁高龄，他都仍然有非常超前的思想，而且那种强烈的进取心。 那么我觉得对汤佩松先生漫长的科研和教育生涯，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汤先生的爱国精神，就是汤先生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在教育和科学事业中，是表现他对祖国和民族肩负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始终的追求就是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另一方面一定要出创新型的成果。应该说汤佩松先生为我们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管是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都应该载入史册的。他也在《为接朝霞顾夕阳》这个自传性的书里头，他就讲他一生，就是他从1933年回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生涯中，他一生是很坎坷的，也是很曲折的，但是他认为也是很丰富的和美丽的，他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验，也许在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是不能读到的，他说虽然是痛苦的，但是也衬托出了美丽的佳境，他觉得他在这个漫长的生涯中，也就是在沧桑酸甜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里，他愿为我们的国家添一块砖、添一片瓦，作出他微弱的贡献，他一生也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最后也是在《为接朝霞顾夕阳》，他最后几句话，也就是说他一生风险的信念是终于科学，科学是积累、继承、突破和演进的过程，它来自于个人却属于全人类。也就是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我们科学家有祖国。我想汤先生，实际上今年是汤先生诞生的110周年，也就是汤先生是上个世纪1903年出生的，那我们现在是21世纪2013年，正好是汤先生诞生的110周年，我想在今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