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题目就是翰林院与翰林。主要是清代的，但是清代是翰林院集大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从唐朝开始有翰林院，一直到清朝，研究清朝你必须研究前边，但是研究前边翰林的人，不一定研究后边。所以一般搞古代史的人，搞到清史就是集大成了。再以后咱们知道社会性质就变化了，为什么今年对这个清朝、对辛亥有这么强烈的认知，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念头的整数看得很重。因为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个世纪的变化。 这一个世纪咱们回首看看咱们中国，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一百年以前，咱们中国男人还梳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那在世界上那个形象可想而知。但是一百年之后，咱们中国的形象已经威胁到周围很多国家，甚至连美国人都感觉到压力了，所以这一百年，是咱们中国长足进行的一百年。咱们能赶上这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当然生在哪个时代是不能挑选的。有人觉得他倒霉，生不逢时，那实际上是你心态没有调整好。 从历史上来看，咱们中国应该是最好的时期。过去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现在没有几个饿着的，撑着的人倒不少是吧，说明粮食是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如果还没有什么幸福感，那主要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当然作为一个个人，我们作为学者，尤其是搞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的人，我们不能直接地给国家创造什么财富，我们基本都是精神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的社科院可以说，我的观点社科院就相当于过去的翰林院了。因为我研究翰林院以后，当然研究翰林院是阴错阳差，翰林院根本不应该由我这样的人来研究，因为清朝一共出现过6472个翰林。他们这6472个翰林，有多少个翰林后裔那就不好统计了。就是他们祖先当过翰林的人，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应该以十几万计。 这些人应该研究翰林，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先，都有一种人格神的崇拜。应该把自己祖先那些光彩发挥当世。但是没有一个翰林后裔研究过翰林，最后这么高深难度的一个课题被我给研究了，当然这种研究我一开始还并没有想搞。我一开始只是发现，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我就看这么多研究生在那读书，而且研究生这个制度说是从外国引进来的，Graduate Stuent就这个从英文里边往这边搞。我就觉得中国这么重视教育，应该有研究生，就是根据这个我才开始关注到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的一个重要制度的一个重要分支。庶吉士也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他要学三年最后考试留馆，才能算是翰林，很有点像现在的研究生，最后毕业之后拿学位。 根据这个才切入的这个点，但是切入了以后呢，我才发现这个课题别有洞天，就从1992年我关注庶吉士制度，一直到现在快20年了，这20年来我一直沿着这个课题，在一步一步地扩展，后来也影响到了我职业的选择，我后来研究翰林院以后，我就想哪个单位最像过去的翰林院，那应该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现在英语的翻译它都是Academy。过去的翰林院翻译成英文也是这个。叫Empire Academy帝国翰林院。现在叫什么呢，叫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就是中国社会翰林院，就实际上翻译是这个样子。实际上Academy是希腊语的过去柏拉图建的那个学园，是那么一步一步地演化来的。 当然我强调社科院是翰林院也有我哥们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希望我研究的这本书呢，获得社科院的重视，因为不这样的话，那你出一本书太容易了。现在可以说没有几本书的人，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有的人说我就不写，我因为说现在浮躁，那个我不承认这一点。你真正写得好，肯定会有人关注的，写不出来你就说你写不出来，你不想写就说你不想写，你不要说你写得好没有人给你出版。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中国有一种职业价值选择，就是你真有才华，绝对地有人欣赏你，你放心。现在咱们找是找这种有才华的人找不到，一旦你冒出来了，现在摁着你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我们到了社科院以后，当时我是博士毕业，分到社科院，也不算分的，考的。因为一个单位，我们所算大所，社科院最大的所，那一年京外生源只要两个人，就两个名额，就可以把户口转进来，把家属调进行，这样就两个名额。有一个名额呢已经给了我们所的一个到部副所长的博士生了，也就是说它只剩下一个名额，大火来争了，考三门，当时我考上博士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师弟北大的，就跟我说，大哥，你再也用不着考试了，因为博士都考完了还考什么。结果没成想到社科院来谋职先考试，还得考三门。外语重考，古代汉语重考，专业课还要重考，然后门门都要考的都得80分以上，然后剩下这几个人再扒拉，选来选去的，最后我还算是幸运的，留下了。 留下来以后，当月的工资485块钱，可以说已经到了90年代了。97年了，400多块钱的工资，所以就这样的生活条件你还要出成果，可以说我们只能用过去孟

这个清代翰林院制度呢，当时我就把这稿子一交给社科院，那社科院就这么好的稿子不能立离开社科院，我们要给你出版，当时就给你收到这个青年学者文库了，而且学者文库的负责人叫刘白驹，专门从院部到了我们所，就动员我这个书要在社科院出，就说明社科院它还是重视真正的学术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那后来我当的科研处长，他在科研局当学术秘书，我们是好朋友。但那之前他并不认识我，他一见着我他说你似乎已经超过了青年学者文库的年龄。我当时已经41岁了，他说这样吧，你要写一个说明，你这个书是在40岁之前完成的，我就写了一个序，在上面说。这样的话最后收入了学者文库出版，这本书就是我评副研究员的成果，也就是说你要没有这本书的话，你这个副高职称是不可能拿到的，你再聪明没有用，所以这个书因为我确实是博士论文做的，是很苦的，也很认真的，而且是加入了感情，所以这个书，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超过我现在这本书的学术水平。 我现在已经10本书了，200多篇文章了，所以说有一大堆成果了，现在可以跟这帮年轻人说说了。回头一看整个这20年，多少人都是这么一块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这20年我无愧，因为这20年我确实一直在一种比较兴奋得状态下生活，而且每天几乎都有自己的新感受。当然今天在这，我可能调门要高一些，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为这种讲座难度最大，中国有句话叫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在座的各位年轻段差距特别大，职业差距也特别大，跟在学校里边给研究生博士生讲课完全不同。所以有的人可能觉得听太浅，没劲。有的人可能觉得深奥，无趣是吧。 所以今天我就取个中，再一个我今天不是来检讨的，不是来说我自己哪哪不行的，因此我要展示的是我的亮点，所以我说话可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狂妄。这个你放心，到了这个年龄，到了我们这个职业没有什么狂妄可说。我现在经常说跟我的学生也经常说两句话就是，经常为自己的无知而震撼。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面太窄，知识太差，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那纯属靠恶补，所以经常动不动就要回头，要恶补。 第二呢，经常为自己的愚钝而奥恼。就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用，这个东西怎么记不住了，因为什么，年龄太大了，说据实话文科这些东西，如果要记的话，10岁之前最好，15岁之前也行，20岁也还可以，我是30多岁才开始恶补，那恐怕就要和遗忘做不可以调和的斗争。多少次的刺激你才可能记住，所以像我们走到今天手的那些苦到底有多多啊，你们可能有的仁布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你不知道，这个残酷的绞肉机里边在拼杀，能拼杀出来而且最后我还算是不错的，我现在已经是50出头了，头发还没有白，我头发不是染的，这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第二还没有掉的太多，像我们那些同事大多数已经秃了顶了，为什么，累的。仰我这个已经掉了二分之二了，原来我的头发比现在要多得多。那经常有的是把书写完了以后这块头发没了，真是这个样子，压力那个大，可以说为什么那头发绝对不是拔下来的，那都是自己掉的。那可以说那种压力你不在这边你是不知道的。 当然现在一定年龄的同志，就没有必要再回头走了，年轻人你要觉得你有竞争能力，你就走这条路，这条路可以说让你一辈子永远有压力。你不可能说飘飘然，前边有的是路等着你走，所以我到了这个社科院以后，我经过自己的调整，我从原来比较爱讲课，到后来的爱写东西。因为这也是和我研究翰林有关系，因为你要想搞一个研究，能够研究的比较深入，应该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这是最高境界。你逐渐地研究的最后很像它，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出成果了。

因为我研究翰林，翰林是同时具备四个角色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国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同时具备四种身份。这四种身份就首先他们都是官员，因为翰林他是庶吉士就已经是有钱了，而且一留馆就是七品，检讨、编修都是七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干部，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是官员了。所以后来我搞科研管理，跟这都有关系。让我做我就做，因为翰林首先它要为国分忧，出将入相。所以我不排除，也不回避我做行政。 第二呢，所有的翰林都是学者，学者就要著书立说，所以在这个社科院肯定你不写对象是不行的。这个主要就看成果，到最后有多少本，有哪本得过什么奖，就这个。 第三呢，所有的翰林都是文人，都会写诗填词，所以过去那个旧体诗、词赋等等这些，包括现在的各种散文、随笔，都是要写的，所以我一直还坚持地要写，尽管这些东西不算成果。我已经在我们院的一开始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后来把那个院去了一个，叫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后来又把这院去了，叫中国社会科学报。这10年社科院的报纸发生了三次大变化。但是春节专版的那个叫生肖主旨散文，从马年就开始，我开始写《马年说马》，到今年的《兔年说兔》，我已经坚持了10年。10年都是用我的文章，而且我当时5年前我就放了话了，这个地儿给我留的，只要我在，别人想都别想。 当然有的大多数人，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不算成果我不写，但是你别忘了，社科院有2000多个博士，3000多个研究人员，想玩笔杆的人确实也不少。也有想挑战的，也想石试试。但是你放心，我相信他们现在还都嫩点，只要我在这，我说了，还有2年，因为明年是龙，再过年是蛇，再过年又到了马年了。到了马年我有不能再写了。叫马年再说马，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要突破自己，那材料都得重新推倒。 但是现在后来那个编辑说，说恐怕按现在这个趋势看，搞不好马年再说马还得邀你写。因为你突破不了你自己，别人就能突破你了吗，也很难，因为马年说马，当年的高考语文卷子的模式试题的阅读范文。就那一年，第一年就用了，到现在用了10年，每年的高考卷子高中生他都会做这道题。16分就这道题，就是说分析作者是怎么分析马的。我说我作为作者我都写不出来，我都没有想过，因为现在这语文呢，挺有意思，你不知道这些出题人到底是什么思路，经常能把作者都给绕住。王蒙都说他答那卷子当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他都答不了多少分。 所以真正地写这些人，他不一定能够自己分析好，说作者是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马的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我得想想，最后捉摸琢磨，是四个方面，人家都给你弄出来了。你觉得你漂亮那些句子，都有人给你挑出来。实际上文章只要一写出来，它就会有人关注，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写到那个程度。 还有第四个，过去的翰林的角色，那就是都是雅士，琴棋书画。这琴棋书画作为学者，再会的就已经非常少了，像我可以说那就是半路出家，因为我给你们发的材料上面我提到，我已经定了我研究翰林以后，我遇到了周一良先生，他是当时北大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了。那是大教授，那叫教授的教授，因为他们轴家既有钱又有学问。 他父亲周叔韬，那是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当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爷爷周学熙，当过当时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清朝的财政大臣，然后再往前倒，他们多少代都是学术大家，而且他们家十个孩子他老大。他第一，周一良，你们知道曹禺写的《雷雨》吧，影射的周家就指的是他们家，可以说那种大家族出来的人，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3岁就聘德国教师学德语，5岁聘日本老师学日语，然后7岁聘英文老师学英语，而且他虽然在天津长大，说一口特别标准的京腔。给我们讲座的时候，动不动一会日语出来了，一会英语出来了，而且那个声音都听着就像那英语那就是正经伦敦口音，都能听得出来的。不像现在有好多人说那英语，一看就是中国人说的是吧，因为什么，你耳音不到。而且那一口普通话说的，那种京腔，而且声音特别洪亮，都80多岁了，鹤发童颜，那小拐棍一拿一出来，真是有一种生物波在那，有一种场。 所以像这种人在当年那也都是不简单的，而且活到最后80多岁，还是那么帅，那很难，一般年轻时候小伙可以，在见10年这样灰头土脸了，再10年，小老头了是吧。所以像这种人那就是有才华，有见识。 当时因为我在研究生会，我在北大我也非常活跃，竞选过研究生会主席，主持过好多次学术的活动，那个时候因为学生吗，那时候比现在要活跃多了。周先生80大寿，庆寿活动，当时北大五四历史学术节同时举行，我就当的主持人，给他献的礼，后来散会以后，我说周先生，我说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说我现在选定了题目研究翰林院，您说我应该怎么研究。他想了想就是那句话，他说这个题目倒是挺好，而且你也知道北大这些老师，从来不难为学生，你毕业拿个学位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研究得出彩，啊研究得到位，那我不知道你这旧学功底怎么样，就是过去翰林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