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因为陈独秀是知识分子，陈独秀不担任准书记以后，瞿秋白又犯了主权矛盾错误，因为瞿秋白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说知识分子有一点靠不住，还是选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为好。最后选过去选过来就把搞工程出身的项正华选为总书记，但是这个人理论水平不行，实际领导才能也有限所以名义上是准书记，实际上没有负起领导责任。我们的毛主席大概是这样一步一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后备委员，可以说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了，但是很遗憾刚到井冈山不久，这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被撤销了，为什么撤销呢？因为当时的中央认为毛主席太弱了，其中一条理由是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时候，说杀伤太少，说这个房子太少，杀的人太少，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就杀了三个土豪劣绅。有的人是杀了六个，有的是杀了九个，不管怎么说反正没有杀几个。 当年我们党中央在指导全国革命的时候采取烧杀政策，我们当年提出的口号就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就是说国民党杀了我们好多共产党。现在我们搞革命的时候，只要抓住土豪劣绅也要把他们全部杀掉。其实这个政策后来发现是主的。当年我们在湖南的南部有一个著名的香兰波洞，当地党组织提出要把湖南的莱阳到湖南的郴州，就是大前年大兵在的时候一下子全国有名了。那个地方大概有一百多公里，到了两边主要隔5里路的房子全部烧掉，为什么要烧掉呢？因为当年我们的观点是无产阶级致使革命坚决彻底因为除了自己是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没有牵挂。

人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什么革命没有无产阶级这么坚决彻底呢？因为他毕竟是有产阶级，人民阶级还有一亩莆田，一间茅草房，那么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小店铺，我们说怎么样人他们也和我们无产阶级一样让革命坚决彻底呢？就是让他们变成无产阶级，怎么变？于是我们在变的时候不但把地主富农的房子给烧了，而且给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房子也烧了，这样他们就变成无产阶级了，我们以为这样可以推动他们搞革命，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农民们说革命我是喜欢的土豪劣绅也愿意把他们杀掉，但是问题是我的老父亲父亲，妻子和小孩他们没有办法去搞革命，他们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我们带领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号称一万人，但是为什么又离开井冈山，有著名的八别失败，因为井冈山就那么一块地方，虽然说方圆五百里，但是人口不到两千，产谷不到万担，一年产粮食不到一万担，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突然一下子上来万把人，你说怎么养的活呢，只好又把男女老少们放回家里面去。一回到老家就被反对派抓住基本上被杀掉了。所以最后政策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党中央没有认识到，说我们毛主席烧杀烧的太少，结果把他中国政治委候补委员给撤了。 当年井冈山地区隶属于，从党组织关系讲，地盘是在江西，但是党组织是隶属于湖南的，归湖南省委管，湖南省委又委托湘潭特委去管，接到中央指示以后派了一个年轻的同志到井冈山去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们也一位年轻人跑到山上的时候忘记了中央指示的内容是什么了？只记着两个字开除，最后说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一下麻烦了，毛主席一下子不是党员，不能当党代表，只能当师长，不久发现搞错了。 毛主席是在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到1935年遵义会议他进了政治局常委，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刚才我们讲到遵义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进入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意味这他进到中央领导集体。这时候名义上的准书记还是张闻天，这个职务其实我们学术界还有不同的争论。有的同志说张闻天就是准书记，有的同志说张闻天当时名称叫副准则，不管是准书记还是副准则实际上就是党内主要负责人。所以历史上也叫毛卢体制，卢就是卢普，张闻天当时的名字叫卢普，到了1936年12月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简称为中革军委。 实际上当时的军事工作对于我们党讲是第一位的，所以多了这个基本上毛主席已经成为党主要领导同志了。到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就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专门指示中共，要求我们全党要团结对毛泽东为首中央的作为，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1943年3月份，中央机构调整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我们毛主席真正第一次名正言顺的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领导集体在1943年的时候，我们机关改组的同志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由三个同志组成，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1945年6月份期间，一政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除了他们三个同志以外，还把周恩来朱德同志也选进中央书记处。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成为了中央领导集体里面主要成员。 这些领导集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形成的，被全党所公认的领袖，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才华和相互间亲密团结的合作，充分发挥出集体的智慧而且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使得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很大不同的地方。你比方说，他们提出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说正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突击等等一系列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不但如此，他们制订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根据地一系列的战略决策，使得我们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赢得了主动权。我认为，这一类决策对我们党最后取得全国政权也是很重要的。同志们可能还听到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那就是在接见日本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感谢日本人，感谢日本侵略者，后来有一些人抓住这一句话大作文章，为什么共产党要感谢日本人呢？因为日本人救了共产党的命。本来当年共产党和红军到陕北的时候剩下那么一丁点人，一丁点部队，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已经把陕北地区紧紧包围起来了。如果不是日本人发生卢沟桥事变的话，蒋介石完全有可能把这个共产党给消灭掉的，所以后来毛主席说要感谢日本人。 其实我们这些人把毛主席当年和日本朋友讲这一段话后面一句话给忘记掉了，毛主席说我们也感谢日本侵略者，只因为他们的侵略促使我们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什么不把这一句话讲出来呢？而且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是救了共产党的命呢？我们应当这样讲，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救了自己的命，实事求是的说，我们长征结束到陕北的时候，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很危机的。因为经过长征我们剩下的部队已经很少了，陕北的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度过了难关，我认为最根本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及时

为什么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发动西安事变呢？就在于他们结束了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蒋介石逼迫他们围剿红军的时候，他们对蒋介石的政策再也不能容忍，最后只能发动兵谏，所以说西安事变确实是挽救时局的关键。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与我们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正因为我们党领袖集体们制订了这么一系列的政策或者是战略决策，使我们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这是我们要讲第一个大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由于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可能只能简单跟同志们探讨一下。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其中原因也是很多的，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党是靠革命起家的我们靠革命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1956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没有及时的实现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错误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当然这里面原因也是很复杂的，1956年起我们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讲，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个全新的探索，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1956年这一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特别是由于此事件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提出要以输为鉴，走自己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并且为了这个问题提出来很好的设想这些设想主要体现在他两篇文章，一个是1956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一个是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个讲话中提出一系列正确或者是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到今天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他指导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来一些很好的观点。比如说陈英同志提出三个主题，三个补充的思想。董必武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族与法制的思想，邓小平东西提出的建成党内民主集成制，防止个人专道和个人成败得思想等等。 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提出来很好的观点，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的探索的成果。但是到了1957年夏天我们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是反右派运动。为什么要反右派呢？是不是我们成心？或者是一开始就想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分子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1957年春天，针对党内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正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象，我们中央决定进行一场全党范围正风运动为什么要正风？这与我们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关，大家都知道1956年发生15：17事件，反对当时的布兰的执政党，布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发生了一个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的知识分子上街，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个事件发生毛主席联想到我们国内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少量的工人罢工少量的学科罢课，还有一部分农业社的社员们对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满，他们也在那里闹事，要求退出合作社，这些现象发生以后，毛主席认为责任不在老百姓身上，而是在我们干部身上存在主观主义，正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把这三个主义进行整顿。把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改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决定正风运动，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把这么多打成所谓的右派分子，大家可能也知道在正风过程中，特别是反右派过程中，后来我们提出来一个引蛇出洞的策略。有一些人说共产党一正风就是引蛇出洞，我认为恐怕不能这么看。 当时我们党在正风的初期确实是诚心诚意想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也是诚心诚意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党内正风的，是虚心的听取他们各种批评和意见的。但是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就在我们开展正风的时候，社会上也确实有少数人对形势做了初步的估计，令共产党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些对我们党和政府攻击性的言论，再加上我们当时对这些言论没有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就混同了正确意见对我们党的抨击和否定我们党领导这么一种情况，你比方说当年有一些大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教授们在我们高等院校里面政治理论课就有自己的看法，在大学建立的党委领导制度也有自己的意见，有一些人提出取消政治理论课，这是取消政治理论课意见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完全否认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就以为凡是想取消政治理论课都是想取消我们共产党对高等院校的领导。像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各地普遍的发生，所以我们对形势做了过于严峻的估计。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以后，1957年6月8号开始，我们党组织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过程中，由于我们适应了大民，大方，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方式搞了群众运动，特别是我们的内部已经准备反击右派的时候，我们党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我们讲到内紧外松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