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起来，我刚才说1964年，它就是60、70年代起来的，50年代它还比较弱，还要恢复，战争破坏很严重，60年代起来。美国，美国从1961年到1969年整个60年代，1961到1969，整个60年代它的经济连续保持了106个月的增长，106个月是增长的。欧洲，欧洲应该二战的时候破坏得很严重，德国把好多国家都毁了，破坏相当严重，二战在欧洲战场上，在本土，你看美国它没事，打仗都在它国土以外打，打都是打的别人，打的稀巴烂，它自己没有问题，欧洲战场好多城市都毁掉。所以美国搞了一个叫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投入援助欧洲的钱是133亿，我们现在看到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100多亿美元，但是其中很多80%几的钱都是美国赠送给欧洲，通过这点钱欧洲经济业起来了，都是在50、60年代，60、70年代，60年代特别关键，而我们恰恰是在这期间拉大了差距。文化大革命也有它的功劳，这是邓小平说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它的功，功在什么地方，就是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他说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那一套东西，也就没有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坚决彻底的改革，那么说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过去搞错了，很多地方搞出了问题，走了弯路，我们得改过来，这就是1978年以后，我们党的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叫改革。 改革同样是很难的，搞建设是这样，搞革命是这样，搞改革也是这样，大家面临着一个什么，都是一个事，把中国搞富强，就是这样的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要共产党来完成，这样走了弯路我们就改革，这个改革我们看，33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33年前大家看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的中国，在世界上前10名都排不到，人均GDP220，我们现在4000多，这个改革是以文革结束为标志的，为一个前提的，文革结束就是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就结束，什么叫文革结束，四人帮一粉碎文革就结束，就是标志。文革结束以后，中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能很多人项目中，特别四人帮一粉碎，毛主席逝世，不管你是怎么想，你肯定会想到中国会变化，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也被抓了，多大的事情。那么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可能很多人是迷茫的，那个时候并不清楚，实际上我们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一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能很多人就习以为常，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这个搞法，那就是老路子一条，不用选，就是老路，就那么走下去，按照文革那种方式方法，继续搞革命，那时候叫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因为革命还没有完成，实际上已经出了问题，已经执政了你还革命，那就是革自己的命，所以这就叫折腾了，已经执政了，已经是执政党了，你还革命，那不是革自己的命吗，自己找麻烦了吗，小平说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那是错的。 但是当时没有认识到，所以认为就是老路，第二条路就是邪路，第三条就是改革开放的新路，但是走上新路是很难的，因为要经过选择，要经过比较，要经过反思，也要经过，新路不是现成的，新路都得开拓，没有路的，毛主席林钟的时候，指定了接班人华国锋，华国锋是2008年8月去世的，华国锋在去世以后，对于他的一些新的评价评论，应该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央对他的生平评语里面有三个字，决定性的，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个大事，不粉碎四人帮，后面好多的事可能都无从提出，是一个前提。华国锋有什么作用，决定性作用，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是立了大功，他逝世以后，我们对这个大功，有的人提出要高度评价，所以中央也是非常肯定的，立了大功。把那一段，因为他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那个合法性很多老百姓接受，因为你毛主席指定接班人粉碎四人帮很多人接受，如果不是通过他，下面搞了什么搞起来了，那可能就不好交代。所以他起到这样一个关键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搞经济、抓改革、搞开放、改变文革那个乱局，把中国发展上去，他的想法也很多，而且也很积极，我们客观的说很积极的。想搞的，他就是说了，这个文革再这样弄下去不行了，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们真要被人家开除球籍了，这是1977年5月他说的话，开放，也比较积极，我们等会要说鼓励到欧洲去访问，就是他提议的，到欧洲去看看，到外国去看看，看看人家什么样子，不要夜郎自大，这是他原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要搞生产，又抓了四人帮，而四人帮其中有一个人是毛主席的夫人，在当时全国很多人对毛主席还有个人崇拜，这个情势很复杂的。所以两个凡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两个凡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它搞的提出两个凡是，但是两个凡是后来用华国锋自己的话来说，说得太绝对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为什么，叫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就没有一点余地，毛主席晚年最大的决策和指示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晚年主要就是这个，有的人不遵循，有的人不维护，比如邓小平，就打倒了，为什么打倒了，

　　第三形成了以邓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应该说事实上，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些重大的历史是非问题上，也开始了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首先改革是在农村搞起的，万里在安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说改革改革改革了，总得有人冲在前面改革，不可能说一个改革，全国的所有干部一下子同步进行，那不可能的，肯定有的干部冲在前面，得改革风气之先，万里就是其中之一，万里是1977年6月到安徽去做第一书记、一把手，1977年6月他去上任的，为什么调那里去，因为安徽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农业学大寨，把安徽的这个东西搞的乱七八糟的，农民生活非常苦，大别山地区、徐州、徽州、凤阳，非常穷的，有的地方日子可能还不如解放以前，怎么办呢，中央要调一个能干的干部，有魄力的能干事的干部，选了万里。而且万里去了以后，趋势是大刀阔斧的搞农村改革，为什么大刀阔斧，上面有很大的压力的，主持农业的副总理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所以很大的压力。他坚持搞了，所以有一个顺口溜要叫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要子扬。四川也是比较早搞农村改革的，带头的。城市要改革，但是城市这个阶段改革是试点，不是大规模的，不像农村那样轰轰烈烈的，普遍推开的，是试点，这是改革，城市农村。 还有搞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开放，因为中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搞建设，我们没有钱，我们要搞东西我们没有技术，要搞四个现代化，如果在你那个起点上太低了，人家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这个起点上进行，那不行了，我们一下子要跑到这来，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那靠什么，靠对外开放，你搞建设、搞修路，你国家没有几个钱，你的路修不起来，那就要借人家的钱，我们当时很多东西都没有，你就要把人家资金引过来，把人家的技术引过来，把人家的厂子引过来，我这是对外开放。我们发现这个差距，是1978年，陆陆续续通过对外出去访问以后看到的，过去我们对外面很少有出国、出去的，干部对外面的情况也不了解，中外差距也不知道，1978年我们有500多个代表团经过香港出国考察，出去考察以后，大开眼界，特别是谷牧这个团，是华国锋提议的，出去看了以后，谷牧以后回来在中央里面说，我们和人家国外比，他到了哪几个国，第一站是法国，然后是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5个国家，都是最发达的国家，说我们跟人家比，简直是叫大大落后，形势是什么形势，叫咄咄逼人，生产效率差距是80倍有的地方，20倍、30倍、80倍，没法比。北京当时最好的叫百货大楼，叫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商品也就2万多种，人家西方的日本的，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叫林宏嘉，林宏嘉在1977年到日本访问，所以日本的厂子，商场产品50多万种，中国最好的王府井就2万多种商品，你看差了多少，所以这个谷牧回来以后，6月6号回到中国的，6月22号给中央提交了一个考察报告，提交了以后，谷牧就给中央提出，我再向中央当面汇报一次，中央领导人开一个会，我当面再汇报，你光看那个地方，可能觉得文字上不好写的，这个会是6月30号开的，1978年6月30号，主持会议的人是华国锋，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王震、康世恩、徐向前、聂荣臻、陈锡联好多都参加了，叫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