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这个说的也是实情，比如我们前面说到那个八一宣言，就是他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事先并没有和我们中央沟通过，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现在评价还非常高。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是特殊情况，我们中央和莫斯科失去了通信联系，联系不上，而在武汉和延安通信始终保持畅通的情况下，他仍然一再冒用中央的名义，这就不符合组织程序。而且他说武汉政治局委员多，就应该把书记处搬到武汉，这也不符合组织原则。那个时候虽然武汉政治局委员有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并不是始终都多，并不一直都是七个，只是有时多。而且从中央书记处的构成来看，当时中央书记处一共有五个书记，跟后来五大书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五个书记就是五个黄色的，其中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四个书记都在延安，只有王明一个在武汉，他反而是少数，怎么能反过来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合法。 所以我们说王明闹独立，搞宗派主义，凌驾于中央之上，并没有冤枉他。当时的苏联情报部门就曾经报告季米特洛夫，说根据他们掌握中央高层斗争情况，可以断定王明集团在汉口实际上建立了第二中央，无视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指示没有被执行，他的许多文章也没能被发表。毛泽东后来也说，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上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所以他提出反对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针对王明闹独立性。 第三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就只强调一点，毛主席他个人在文风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的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个性鲜明，一点都没有八股气，没有假话、空话、套话，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接下来不得不说到的就是延安整风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一点偏差，那就是发生了审干运动的扩大化，这个是有个历史背景的，当时国共虽然合作，但是明争暗斗始终存在，所谓明争就是武装斗争，军事摩擦，所谓暗斗就是派特务潜伏搞破坏，前两年有一个电视剧叫《潜伏》，里头有一个军统的特务李亚，他的代号国康就潜入了延安。这个人在现实中其实是有原形的，当时有一个叫沈姿月的军统特务，这是他晚年的照片，就装扮成青年学生混入了我们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还入了党，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后来他还成功逃离了延安，受到戴笠的中用。到60年代还当上了台湾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一生中最大的资本就是在延安卧底的这段经历。那我们党同样也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前面说的那个钱壮飞，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又派了一个张露萍小组，打入了国民党军统的电台，七个人，后来被破获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军统里也有一个胡思元小组打入了我们军委二局电报组，双方可以说是你来我往，互相潜伏，这就引起了中央警惕了，于是就在整风中加进了审查干部这项内容。 客观说来，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大批青年学生几万人涌入延安以后，对于这些人，对于干部加以审查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审干工作后来是迷信扩大化了，在这过程中康生是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当时是部长，专门负责反特工作，在他手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说做了一个“抢救失主者的报告”，号召大家起来抓特务，发动群众抓特务，美其名曰是抢救失主者，这就把审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也就是抢救失主者运动，或者简称抢救运动。当时由于群众一发动，抓的人就越来越多，康生由此就总结到，得出一个结论，说你们原先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越抓越多。他还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70%、80%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所以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这个报告出来以后是造成严重后果的，短短半个月延安就挖出了所谓特勤分子1400多人，一年内整个陕甘宁边区一共清理出15000名特务，其中延安警卫团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被打成特务，还怎么警卫延安呢？西柏坡500多人只有20人幸运，其余480个人都是特务，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更是99%被打成特务，当地老百姓都不把它叫师范学校，叫特务学校，专门培养特务。 后来这个抢救运动是搞的越来越过分，而且越来越荒唐，被抓到特务最小的只有6岁，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后来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道歉，比如他在中央党校就道歉，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如果你们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下来。

　　我们今天来看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就从原来整风那种和风细雨变成后来的抢救运动暴风骤雨，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分夸大了敌情而引起，我们前面说了国民党当时确实派了特务来，到底是多少现在数目都不是很清，有人说几十，有人说几百，我个人比较倾向于400多。但是当时我们却估计至少有一万多特务，甚至说全国根据地的特务加起来有十万大军，这无疑是过分夸大了敌情导致抢救运动扩大化。但如果我们更深入的来看，抢救运动之所以扩大化，或许还有它更深一层的原因，就这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妥当的，我们说这个反特本来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应该是由专业部门来负责，而且当时我们边区保卫部门的经验也很丰富，已经破获了一系列案件，把该抓的特务几乎都给抓了。以至于蒋介石身边的人都说，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个唐仲是蒋介石侍从的第六组的少将组长，第六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是戴笠和蒋介石之间的桥梁，后来在戴笠死后唐仲还当了保密局的副局长，到了台湾以后还当了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这话是在1942年8月的日记里面写的，就说明这个时候该抓的特务都给抓了，但 我们却又在1943年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而且采取是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这不可避免要造成过激的行为，而且容易失控。在抢救运动后期，毛主席和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立即停止逼供性，但就这样并没有马上停下来，这就说明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后来的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犯了扩大化错误，再到后来的文革，那就是主席也不想搞那么长时间，但是群众运动一旦发动，就容易失控。 后来中央在反省审干运动错误的时候也说，任何地方只要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开展起来，逼供性的左的毛病就会随之而来。当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竹乔木，到晚年时候就反思说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让我为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整到审干，当然这里面康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气侯土壤，不可能一下转入审干。我想这里头的一些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刻吸取的。 第三个阶段是总结历史经验阶段，这是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也是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大家围绕党史上的若干问题，尤其是那些若干重大路线错误路线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澄清了认识，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疑惑，比如说王明博古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他们依然是同志还是已经变成了敌人了。他们把持的临时中央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的，这些问题光靠同志们讨论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的，是需要中央来做结论。所以在这个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前后开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我们党那次开的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这里有决议草稿的照片，可以看出做了很多修改，大的修改就14遍，毛主席亲自改了七遍。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个历史决议是非常慎重的。那这个历史绝对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比如说认为王明和博古的认为是党内问题而不是党外问题，但他们仍然还是同志，还应该团结他们，临时中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有些问题，是由王明他们指定的，但是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所以并不是非法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至此延安整风顺利结束。

　　我们上面简要回顾了延安整风基本过程，我们最后来看看它的深远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我们这可以拿整风前后来做一个对比，整风之前是什么情况，整风以后又变成什么样。我们党在成立不久，就在二大的时候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我们现在讲照搬苏联模式一般都是从建国后50年代讲起实际上早在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号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当时很多老百姓刚开始都不知道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个人名姓苏，甚至有老百姓说这苏维埃对咱们挺好的，不知道他结婚没有，要不要帮他搞一个对象，大家都不知道。这些都还不要紧，关键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看成金科玉律都予以照搬照抄，比如博古就说过，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两个凡是”，最早，当然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搞革命，那只有苏联一个样板，不得不抄他的。而且当时在他之前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那时候大家又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的，没有收入，一句话没钱，大家都没钱。所以党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在中共三大的时候总书记陈独秀就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的，正所谓拿人的手短，所以不得不受制于人。当时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我们，他有的指示也是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最早是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提出来的，还有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当中共领袖，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国际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后来就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有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然不下雨还是归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有今天。非常客观的评价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共产国际对我们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联的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给不给援助，给谁援助，给多少援助，都是由苏联对华政策决定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而且他们给我们很多指示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甚至单纯从苏联利益出发而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比如举一个例子1929年东北的张学良出动武力，强行收会了长期被苏联占据的中东铁路，苏联出兵了，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东路事件，在这场冲突中苏联趁机强占了我们东北的一些领土，包括前两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俄罗斯那里收回来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场冲突中丢掉的。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所有舆论都支持张学良，认为他这是爱国之举，都谴责苏联入侵。但是苏联却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我们中共表态反对，认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中共的立场因此毫不犹豫的促使本国政府在这一战争中失败，还说不要让资产阶级叛国的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祖国。共产国际甚至还邀请我们中共提出一个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斯大林就说谁绝对的、无条件的、公开的和忠实的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想撇开苏联谁就是反革命，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去。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当时在延安的苏联情报人员报告季米特洛夫，说在收到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做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共产国际没有理解中共活动的条件，因此起了阻碍作用。还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1943年以后的事，而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具有绝对影响力的，那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也是非常担忧的，所以他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连续用了三个中国，强调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