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党史目前发展了90年，这90年可能很难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描述，所以我想与其是泛泛而谈，不如选一个点来讲可能会比较深入一些。那么选哪个点呢？我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讲这个延安整风，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个人认为，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学习党史，加强党性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不仅是马克思中国化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和思考，值得我们今天深刻的总结。尤其是对于加强党性方面，我们讲的党性范围很广，有思想方面的、有组织方面的、也有作风方面的，现在很多都从作风方面讲党性，实际上我认为党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路线。这个习仲勋曾经说过一句话，最大的党性就是实事求是，而他这话就在延安整风时期说的。基于这个考虑，我想就讲延安整风这个题目，希望通过对延安整风一个输理，使大家对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来之不易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今天主要想谈三个问题，也就是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基本过程和深远影响。首先来看看历史背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包括了两个方面，也就是起因和条件，起因指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条件指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我们先来看看起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这个原因很复杂，争论也很多，王明就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所谓整风运动”，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名为整上风，实为行私放，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也就是说王明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就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那么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王明的这个评价。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回避权力斗争，因为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存在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关键是要看这个权争来是要干什么的，为公还是为私，也就是是什么样一种权力观。我们知道毛主席是个有着宏伟抱负，有着远大理想的人。他很清楚，要想干大事就必须要有权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很坦白的讲我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果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王明那一套第一只是冒险主义，第二只是投降主义，都是不正确的。

　　那毛泽东在掌权之后他最想干什么呢？应该说他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那种权力欲望，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党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主要是因为在整风之前，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开展的很不顺利，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带来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我们知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起点是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芾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这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在这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却是政治局正式的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头最年轻的一个，但却在米芾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实权。周恩来后来就说，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那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久，我们党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顾顺章被叛变，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他又是中央特科的副主任，掌握大量的中央机密，特别是所有在上海的领导人住址和活动规律，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到现在仍然被称为我们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好当时我们党有一个同志打入了国民党内部，就是这个钱壮飞，他即使的把顾顺章叛变这个消息通报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从而避免一场灾难。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我们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因为这个生活作风问题，跑出去搞他情妇，于是被国民党特务抓个真着，他被捕以后很快叛变。过了两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 这一系列事件迫使上海中央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转移，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去江西的苏区，那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央来维持工作，因为当时还是受城市中国论的影响，认为中央还是应该留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这个临时中央又由哪些人组成的，主要就是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顾顺章还不大认的人组成，因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顾顺章对他们不熟悉，其中为首的就是这个博古和张闻天，在这之前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这一下成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所以说是一步登天了。而王明之所以选择博古，一方面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够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另一方面我个人推测，王明在这里是有私心的，他是想避过这种风头之后，迟早还是要回国的，而从博古这样的年轻人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换了一个资历更深的人，恐怕就没有那么顺利。当时政治局里有一个委员，年龄比较大，资历也比较老，他当时曾经自告奋勇说由他来当总书记，但王明没有答应他，而是把权力交给了当时只有24岁的博古。 那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很快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的苏区，并且后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又继续当选为中央领导人，临时中央也就转正成正式的中央，这就使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里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我们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也十分严重，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是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引起，但是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当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那些教条主义者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门关上，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比如王明当时就说过，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不能跟他们合作的。所以当蔡廷锴、蒋光鼐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以后，派人跟我们红军谈判，准备共同对付蒋介石。我们就迟迟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本来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我们就可以利用福建的港口来获得苏联的援助，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从时间上看，福建事变1933年11月发生，而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打响，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这本来是个大好的机会，但是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十九路军失败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那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写过一个笔记，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因为写的非常尖锐，所以当时只给两个人看过，一个刘少奇，一个任弼时，在延安他最信任这两个人。后来也一直没有完全公开，现在原件仍然藏在中央档案馆，也没有全文公开。在这个笔记里头，毛主席是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为什么说是第三次呢？因为当时认为瞿秋白是第一次，王明、博古是第三次，这个主要就是批王明博古。毛泽东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