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初的情况并不是像张国焘预料的这样，王明回国之后中央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都占了上风，第一个政治局会议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这是王明回国后不久就召开的。我们说它是11月29日回到延安，12月初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我们说他是右倾的口号，为什么说右倾呢？因为他主张我们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了，在统一战线中国工合作，统一战线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凡事都要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一切服从、一切经过”，在这个会议上王明还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过于强调独立性，那个时候毛泽东非常赞成国共合作，但是他也认为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年仗，有血海深仇，所以不能过分太相信国民党，我们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搞什么“一切服从一切经过”，那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就是不能太相信国民党。但是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圣旨，所以当时在这个会上大多数人都倒向了他那一边，大家纷纷表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我们过去是把独立自主提的太高了，张闻天甚至承认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那面对这种情况一边倒的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见，今后我们跟国民党要“和为贵”，其实他内心是很不情愿的。所以后来在整风的时候，他就说当初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他甚至还抱怨说，当时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说话没人听，由此可见毛泽东对12月会议是很不满意。张国焘也看的很明白，张国焘就说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就种下了祸根了，毛的武器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他看得很清楚。 12月会议以后，王明、博古、周恩来等四个人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负责跟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把南京丢了，还没有搬到重庆，这个时候在武汉。刚开始王明是抱着满腔热情跑到武汉，准备跟国民党好好合作一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一个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老党、大党，那我们现在已经抗战了，共产党要想抗战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政党给取消了，合并到我们国民党中来。蒋介石当时是曾经派人去问王明，是否可以取消共产党，这实在出乎王明的意料，就让他感到很沮丧。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也不得不表示自己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是太让步了，把国民党想象的太美好了。那个时候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去进攻苏联。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共的领导太弱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实力拖住日本，确实是，在抗战初期我们中共力量就是很小，只有三万军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很明确的告诉当时的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他说你到中国去的任务就是援助国民党，他还解释了一下，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一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弱了，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他，在这里很明显，利益的因素超过了意识形态。所以在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给国民党，而不是给我们。那个时候里德还在延安，他后来就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至于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有用的都给国民党，没用的给了我们。 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同样为了人蒋介石能帮他拖住日本，所以一再要求我们中共要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么一种指示下，王明他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但他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还是要向国民党让步。所以毛泽东后来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的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去操心的太多了，言下之意也就是说王明是站在苏联立场来看问题的，而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为苏联操心太多了。 王明回国以后召开的第二个政治局会议是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上王明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七个统一”，客观来看有的对我们是有利的，比如说统一武装、统一供给，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的实质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那在这个会议上，一共是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这个会议，这八个人里头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三个人不同意王明的报告，不同意他这七个口号，而王明、周恩来等张国焘四个人的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王明报告是可行的。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他在有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又附和王明，他还在观望。所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仍然是少数派，只有三票，

　　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起因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经常犯错误，有左的、有右的，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王明前一次左倾来自于共产国际，后来右倾也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重要途径。 上面我们谈了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也就是延安整风历史条件。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呢？原因很多，主观客观都有，但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点，就是他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时期的最终确立，因为有一段时间他都说自己是孤立的，他的命令出不了窑洞，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发动得了整风呢，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他提供了发动整风条件。那就是他在与王明斗争中获得了最终胜利，这主要包括两件大事，或者说他与王明招风了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六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的时候就把六届六中全会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并成为我们党史上两个重要的关键会议，甚至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突出六中全会，因为正是在这个会上他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个胜利，我们前面讲到王明是在1937年11月回国的，他回国之后原先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个职务就由王稼祥来接任，王稼祥待的时间也不长后来就回来了，又由任弼时来接任，王稼祥是在1938年的8月也就在六届六中全会前不久回到延安的，他这次回来就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口信，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这是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解决，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国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弃了一贯听话的王明，而选择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就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很多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共产国际是一直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毛主席第一次出国1949年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这就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认为共产国际是始终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甚至还有过这么一种说法，幸好我们中央在长征途中，在长征的时候把电台给弄丢了，跟莫斯科联系不上了，要不然共产国际是肯定不会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复出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应该说不对的，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推翻了这种结论，证明了共产国际并没有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相反他们是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马上把他翻译成俄文版和英文版登在他的官方刊物上，并且介绍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这种评价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非常高的评价。另外据统计从1929到1936年，毛泽东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就出现了60多次，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而且有些评价还相当高，比如把毛泽东称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说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德。这个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在1930年的时候，当时外界传说毛泽东已经生病去世了，共产国际为此专门在他的官方刊物上发了一个讣告，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头敌，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事业。这种在1930年就对毛泽东做了这么一个盖棺论定，可以说也是相当高的，即使是在毛泽东受排挤、打击的时候，共产国际一直非常关注他，比如在1930年10月宁州会议，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以后，共产国际就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要求把毛泽东请回来，说毛泽东会打仗。那只是这个电报从莫斯科发往上海，当时临时中央，由临时中央再转到中央苏区，这个事情已经是过了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已经无法挽回了。 那在后来六届五中全会上，共产国际又把毛泽东从原来六届四中全会刚才说的那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