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了，就是说你看一条马路两边就不能自由做交易，现在看是非常小的事情，当时做不到。就是说这种计划经济确实需要改，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地方去是有争论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我简单说两句。这是陈云的说法，李先念表示支持。1980年，我们国家成立了体制改革办，薛暮桥做顾问。薛暮桥这个顾问既顾又问，不像现在顾问是不顾不问。他就提出来一个商品经济，当然我们说1981年经济过热，四个小青年上书，包括我们现在国务院副总理也在这个里头。上书就是说当时搞商品经济搞坏了，经济过热了，对这个薛暮桥压力很大。薛暮桥就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发文章说研究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因为陈云说的是计划经济，而他说的是商品经济，在当时表态。因为1981年，陈云同志春节谈话就说将来工业高计划经济，农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也要搞计划经济。所以在这个阶段从1978—1984年，主要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有些市场。 第二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在批评薛暮桥之后的两年，在1984年10月召开了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三中全会把商品经济写进了中央文件。有的人就会为什么受批评的这个商品经济在1984年突然写进中央文件了呢？它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经济学界的推动和中央的支持分不开的。简单说两句。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说尤其是农村改革农民富了，农民要干什么？农民要把剩余资金拿出来养鱼、炒瓜子。养鱼是广东养鱼的，刚开始开了两个鱼塘卖了很多钱，结果要扩大经营再生产。又开了几个鱼塘雇了很多人，安徽年光久炒瓜子也是，炒瓜子卖的好，十个人炒的不够卖了雇12个人，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你雇这么多人，你这不是剥削吗，雇工吗，搞雇工剥削。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有突破，这都是商品经济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翻开马克思的文集开始找，结果有的人还真找到一段话，当然这段话不是原话，大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雇两三个学徒三四个帮工是可以，不能超过八个人，超过八个人雇工算是剥削，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七上八下。就是你雇工超过八个，你就是资本家。你七个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现在重大安全事故说死十个人什么，所以这个常任只能上九个人，多一个人不让上一样。当时有这个问题。 并且城市就业当时面临很大问题，我们说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上山下乡知青开始返城要求就业。那个时候有1700万知青，加上新生劳动力几百万人，比我们现在的就业压力也小不到哪去。所以这个时候中央想了一个办法的办法，叫什么？自自谋职业，广开门路自谋职业，实际就是你们想办法去吧，给你们政策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都知道我们北京有一个大碗茶，当时的创始人叫尹同善，就带着几个小知青在前门那儿摆着卖茶。一卖茶不要紧，发现挣了好多钱，现在成了什么什么公司了，并且上了世博会。所以说这个知青这些政策给了之后，这个大碗茶这些东西都是个体或者说是集体，怎么在理论上给它定位。包括对外开放，我们说经济特区四个经济特区已经起来的，这个经济特区实行的不是计划经济，完全对外的市场经济。当时不叫市场经济，叫市场取向叫商品。有的内陆地区的老同志去了那之后一看说回到宾馆痛哭流涕说什么？说经济特区全变颜色了，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全变成白的了，就是变成资本主义。就建议中央在深圳经济特区周围拉上铁丝网，和社会主义地区区分开来。所以这种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怎么来看怎么来对待？当时我们小平同志1984年去了一趟，他发现经济特区搞的非常红火，所以在他的支持下经济特区没有被撤掉，当时经济特区是殖民地的说法是非常多的，对这种问题怎么看，需要在理论上突破。 而这个时候经济学界也有推动，包括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马宏在赵紫阳的分咐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参与的还有至今健在的吴敬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叫投石问路，看看中央一些老同志是不是还对这个商品经济有那么大抵触。这篇文章加上去之后令这些作者大吃一惊，本来想着要反对要否定这篇文章的人全写了一个字“好”，就是这篇文章写的好。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大家看到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央的支持和认可，就是在胡耀邦当时还是领导人，就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成立了一个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 而这个起草小组成员刚开始还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的，到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决定调整起草班子，增加了郑必坚，就是现在健在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原来的，他是胡耀邦大秘书了。然后增加了一个龚玉之，还有增加了叫林建清，并且任命林建清为负责人，这样的话起草小组班子也顺过来的。所以很快十二届三中全会那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就出来了，里面明确提出我们的社

这90年有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我们说是干得还是可以的，虽然第二件大事在干的过程中出现这种那样曲折，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我们毕竟走出来了，走了30多年的高速度发展。我们前两天去澳大利亚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老外关心的就是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他说你们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人权问题怎么弄？我们只能用耍太极的方式给他推回去说这些问题还没有研究好，有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很关心。 但是我们说七一讲话的关键词之二，下面的时间很简短提一提就提到两大目标。我们说90年三件大事前两件大事或者说第一件大事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是1921—1949年，从1949年之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四个现代化到现在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两大历史任务，我们第一任务完成了，这是老的两大目标。 在七一讲话最后一页我们说锦涛同志提了一个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我们要完成的两大目标。2021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49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建立，这是两大目标。就是一个结论，两大目标，三件大事，三大成就。这个在七一讲话后面都有，这就不具体讲了。 第二个就是说讲完这两个目标之后完成了三件大事之后，我们说在七一讲话里面紧接着提出来四个坚持。就是四条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人才强党的战略，这个强党是我概括的。就是坚持要广纳贤才的一种战略，还要坚持从严治党。我们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毛泽东不坚持实事求是他也会犯错误。而我们说坚持群众路线，当时毛泽东用了一句话说我们共产党好比是种子，老百姓是土地，种子离不开土地。而我们讲人才强党，今天讲的这个德有五德，过一会我们会提到，这叫做德才兼备。坚持从严治党，我们说毛泽东挥泪斩了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斩了他们俩，就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似的，斩了他们俩，我们说反腐败的形势稳定了20年。现在再斩几个也不一定能行了，形势比较严峻。 有了这四条经验之后，锦涛同志又总结了叫四个考验。一个是执政的考验，这都是老话了。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虑、外部环境的考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是外在的。比如我们执政的考验实际就是说掌权了，我们有权利了，我们是执政党了。而权力是最好的腐蚀剂，权力是把双刃剑，有了权了有的人就会想到名望、想到地位、想到层级、想到往上爬，所以说它就会对一个人形成负面的影响。 我们说改革开放的考验很多新事情、新问题，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会办，就是能力不足、胆识不足。我们说当年的大连可能有的是东北的，大连马上就要搞上那个第五个经济特区了，我们以前大家都知道刚开始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实际上大连那个时候就想弄成第五个经济特区了，因为有的人说经济特区是殖民地，这个人还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大连的经济特区没有搞成。到1988年，才把海南岛建立成特区。这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的人胆识是不够的。包括小平同志也说我们丧失了一个大好的机遇，没有把上海浦东过早的开发开放。就是说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的人能力还是受考验的。 比如说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说市场经济它是盛行商品经济的，盛行市场配置资源。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就涉租、寻租，腐败现象开始出现。 而外部环境主要是各种诱惑就来了，各种诱惑。这是客观存在。我们说这个讲话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出来四个危险就说我们共产党有忧患意识。精神懈怠的危险，我认为是最容易误事。工作懈怠你说他工作不积极也好、不努力也好，但是他当官当在那，比如说有的省有的市我们也不好点名了，这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年，很多事不干，说厅局级干部汇报也不干，说你在会上讲讲得了，耽误了十年。有的地方就被这些精神懈怠的给耽误了。而同时还涉及到一个理想信念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就说入了党宣完誓就完了，党员的意识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理想信念，这种危险是非常什么的。 然后一个能力不足的危险，我认为是最急迫的。我们党校正在给各种学员开一门什么课呢？就是应急事件怎么对付。包括网络的，包括这种突发事件，包括怎么来对待媒体，很多能力需要提高。所以说很多网上流行的那种话你很难想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能说出来的，很难想像。就是他在被逼急了，记者问的挺尖锐，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不能说无可奉告，还不能说，还得说点事，所以一急这个话就说出来了。所以说很急迫，这种能力怎么提高？当然现在出了一些书，党校也开过这个课，就是怎么来对待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这也对执政党的一个考验。 第三个危险就是更大的危险，我认为是最危险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我们说现在领导都坐着小车，现在不是流行吗？说80年代的时候和领导能握握手，他会走到田间地头。90年代能看到影子，看见走了，握不上手。现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