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快最近的两小时，无线电操作有时间，师长得到一个时间之后再由参谋长做报告也得一天。而我们说这个蒋介石他有一个特点叫越级指挥，他不像我们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样发个电报你们前行，就是酌情处理就可以了。我们看蒋介石发的电报，你看第一页全是各级将领的名字，从总司令到司令到军长到师长到旅长，一直他指挥到团长。这个团长怎么办。所以等到蒋介石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这是国民党指挥系统。大家都知道看过三大战役你看蒋介石的飞机是飞来飞去，为什么飞来飞去了？他也想到那指挥指挥。他说他一个人抵一国，一个人抵一党，他也想他个人得能力没有这么大。所以说王耀武，大家都知道王耀武是抗日名将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到后来他想不明白，他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消灭了，老子就放五万头猪放在那里，解放军三天也抓不完。五万个人一会就没有了，所以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能够失败。实际上还是任弼时总结的毛主席那三条，他懂得搞力量怎么来搞。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两个指挥所，我们说毛泽东回忆在陕北我和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个人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我们都去过西柏坡了，周恩来就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面就两间破房子，一张大地图，一个电话，大家都看到了，就指挥了这么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够解放？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我们第一个目标叫国家独立或者叫民族独立？是我们共产党经过血雨腥风的战争总结了这个丰富革命经验、取得了人心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然我们说这个胜利和人民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都学过陈毅、粟裕都说过淮海战役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这个战役是决定性的，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是老百姓帮忙的，前段也演过沂蒙的电影电视剧都看到山东解放区对淮海占地支持特别大。确实我们革命的胜利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当然现在来看有的地方脱离群众脱离太远了。我们说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我们说叫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现在在我们党校讲课叫做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我们不好说什么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现在我们讲课是两条路，一个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说1949年以后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完成了第一件大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我们民族独立。我们说第二件大事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开国大典。 我们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号成立了，在成立之后我们想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执政考验是非常多的，不下于我们现在说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执政的考验，包括外部环境的考验等等。当时更厉害，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而蒋介石留下了很多特务，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间谍片很多反映当时的刚建国之初蒋介石留下很多特务搞破坏，并且西南地区还有一百多万国民党部队还没有被歼灭。就是说我们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大西南还有很多匪患，并且我们确实是叫一穷二白什么都不会造。比如说我们开的小汽车，就是毛泽东坐的小汽车是缴获的战利品，不是共产党造的，造的不出来。毛泽东说只能造什么呢？只能造个钉子，只能造张纸，这个纸还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所以当时的共产党是一穷二白。 结果共产党也不像西方世界说的军事是80分、政治是100分、经济是0分，我们刚才刚开始几年努力奋斗，我们确实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通过什么？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今天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说在讲三件大事的时候，锦涛在讲话里面对第二件大事讲的都是辉煌的成就。我想今天结合这个历史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说当时我们的探索确实经历了很多曲折，就是第二件大事办的过程中也是坎坎坷坷的。

刚开始我们说1956年到1957年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过探索的良好开端，我们有完善第二件大事。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一五计划我们实施的比较好，这个时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个时候也是叫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为什么建国之初我们对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太懂，你看毛主席当年怎么说？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对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懵懵懂懂，只能照搬苏联的办法。大家知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不会跟在别人后面，你让我干什么我会干什么，是有追求的，是有一个很大追求的人。所以说他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而这个时候苏联也发生了变化，苏联苏共二十大我们是召开1956年2月，赫鲁晓夫，就是中间这个和尚头这个，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把斯大林那些错误都端了出来。说斯大林在肃反期间杀了多少万人，很多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杀掉了。为什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苏联不堪一击，就是因为能指挥战争的元帅基本都给杀掉了。确实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怎么来看待他，苏联做的是全盘否定。而这个时候国内我们就说，毛泽东谈了说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一些问题，包括经济，包括农民吃不饱饭等等一些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他们还是比较谨慎，当时都五六十岁，小平同志才40多岁，那个时候都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 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提出了探索的指导思想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就提了。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当然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做了正确的分析，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了，已经是人民老百姓对于生活富裕的向往和现在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这个需要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这个我就不说了。 确实当时有一些新的探索比较好，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我们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不是和外部打仗的。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不是斗争斗争的办法。所以这几个探索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说1957到1960年，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探索就是出现了失误，就是第二件大事干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简单讲一讲。

第一个就是整风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们说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确实有些人开始要当官做老爷了。比如说毛泽东老家的村里的人找到毛泽东，说要给他封个官，你看你都当皇帝了我们要做个官，被毛泽东劝回去了。当时好多人就想着打天下得坐天下，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开始起来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就多了，叫事难办，什么脸难看、门难进的现象也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毛泽东发现不行要整风，就是整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为什么要整宗派？大家知道共产党打仗也是有山头的，为什么十大元帅十大大将有的时候选不出来，也是因为有山头的。有的是跟着彭干的，有的是跟着罗干的，他不一样，这个时候要整风派主义消灭山头。我们说这个整风采取什么方式叫开门整风，不是像以前我们内部开个会学习学习文件就完了。他让群众提意见，这叫开门整风。并且怕其他人不提意见，我们毛主席、周恩来等一些人就给这些民主党派，包括无党派开会说欢迎你们提意见，你们多提意见，好有利于我们党的建设。这个时候有的人有觉得我们要提提意见，当然在提意见的过程中我们说有些问题开始出现了。 比如这是论毛泽东论拆迁一段话，网上也可能有，大家可以看看。指的当时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前几年在河南省修飞机场事先不跟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强迫人家搬，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拿长棍子拨树上雀的巢，这个鸟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布置了三道防线，就把搞测量的人赶走了，结果还是农民胜利了。这是网上传播比较快的，实际早早就出现了这个毛泽东论拆迁的话。实际就是说你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跟人家做好工作，人家不会拦着你，当然补偿要到位，现在关键就是补偿要到位。所以当时这是1956年说的话，就是50多年前说的话。就是当时官僚主义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开始提意见提的比较尖锐，尖锐到什么程度？我们说有的说得有点过分，我们说当时的北大开会、清华开会基本上把共产党批的已经非常的臭了，比那个毛泽东穆坡大还臭呢。甚至有的民主党派提出来要轮流做庄，你共产党做几年差不多该我们上坐一把。 然后有的人要搞一个叫政治设计院，下面怎么来设计民主党派怎么怎么的。这些现象确实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你提意见可以，你不能说要轮流做庄。共产党是靠鲜血打下的江山，打江山有点封建主义的思想，就是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你不是说什么人都想坐一把那是不行的，当时我们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所以面临这种情况，当时的中央一方面肯定批评意见主流是好的，另一方面我们说让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放手发表他们的言论，暂时不要批驳。这个过一个星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现在归纳为叫什么了？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就不好了，你让人家批评你就批评吧，随便批评。所以说这一点做得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们说主席的这种策略导致了一个反右斗争扩大化，就是说凡是说的过头的，当然有些话说的不太过头的当时给打成右派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1956点那个前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是浙江温州人，那个时候没有叫状元的，他考了温州市第一名，他讲了讲一些过头的话，当时还是学生会叫主席什么之类的被打成右派了。从1957年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现在是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当时全国一共划了右派55万多人。 打断了50多万人，打出来之后，实际打断了整风进程。三风：什么官僚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没有出题。而这个时候破坏了一些民主法制，什么意思呢？我们共产党讲言论自由的，人家说点过头话你把他抓起来打成右派，这个有的时候说不过去。而且导致了理论什么失误，就是说那么多人提这么多尖锐的意见，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当时确实整风就改变了我们共产党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改变成什么？阶级斗争这样的矛盾。就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通过整风改变了。 当然我们当时的对我们法制建设也不太注意，比如这段话有的人可能没有见过，你可以看看。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主席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不能靠法制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当然习惯是非常好的，养成习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基本上不靠这个，靠什么？靠开会，大家都知道现在也靠开会，开会发一个文件，发一个文件再开会，开会再发一个文件循环往复。他说一年搞四会，不靠民主法制维持秩序。少奇同志也传话到底是法制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这是内部的小范围的研讨。 而这个时候中央政法小组也向我们毛主席、刘少奇打报告，就是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央的一些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