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他可以把那个合作剩余算计到他得99%，你只得1%。第二个，劳方除了劳力以外一无所有，而资方没有后顾之忧，你不干，你不干马上有很多人外面打工，这几年当然好一点，有很多人打工本身就带了几百块钱，你说你干不干，你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他跟你算。就是资本家的谈判力是远远强于工人的谈判力，资本家几乎得到合作剩余的全部，所以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合作剩余分配显得极大的不公平。所以劳资关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一定是合作关系，如果以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去理解劳资关系，我可以说在现实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第二个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对合作剩余的分配极大不公正，基于这一个前提，我们再来考虑劳资关系的不一致，所以劳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有害的。一种劳资关系是冲突关系，是阶级与阶级的对抗。第二个，他们是无利益之争的和谐关系合作关系，这都是两个极端，而实际的是合作基础上的冲突，合作是基础。说不好听的话，如果没有关系都不能叫关系的人，都没有关系，冲突永远是第二位的，那怎么解决劳资双方在合作剩余上的一种不公平呢，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外乎有这么三种。第一种，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说劳动者不劳动也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那你就不能讹我了，我不干就不干，至少我还能吃饭，是不是，这是一种。但是在这个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问题，因为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国家不产生财富的，所有财富都是我们创造的，所以社会保障只可能在社会财富增加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实现，并且社会保障范围和水平也应该是与经济水平同步，因为你这个社会保障非常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工作了，多好啊，美国黑人就嘲笑我们中国人，他说你中国人最笨了，我们拿一点社会保障就不干活，你们中国人起草贪黑开小饭馆，就是当你这个社会保障比较高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想干活的，在我们中国社会保障尽管这几年现在唱得很热。但是，过了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种制度。 第二种，这两年好像讲的比较多，叫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就是由劳动者自发组成工会对抗资方，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制度？因为单个劳动者在资方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博弈模型能算出来，单个劳动者在资方面前几乎是没有条件讨价还价的，如果他们组成工会，你看看要干我们全部干，要不干我们全部不干，你看看这时候资本家他怎么办，他就会让步吧，就有可能跟你平分合作剩余吧。因为这里按照集体型逻辑，无组织的很多劳动者也不会增加谈判力，一个劳动者组织起来成为工会，工会就具有与资方相对平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里西方发达国家叫集体谈判制度，叫Bargan，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我们那里做报告，他们不区分这个，集体谈判制度跟集体协商制度的不同。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集体协商制度，我们国家没有集体谈判制度，只有集体协商制度，集体协商制度跟集体谈判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工会有没有罢工权，就是说你谈完以后，他能不能不干，你比如说谈来谈去一定要干，你说你还有谈判能力吗，那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说干你就一定要干，集体谈判跟集体协商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地方。罢工权的设计最核心就是他可以不干活，可以集体不干活，只有这样你才能叫做Bargan，非则就是negotiation，就是协商，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协商。那么，在我们中国，我刚才说了，罢工权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很详细的博弈模型得到什么呢？各级讨价还价与集体讨价还价对合作剩余的分配不同，在个体讨价还价中工人几乎在合作剩余中得不到什么，而配置了罢工权的集体讨价还价可以使得合作剩余的分配相对比较公平。几乎是可以对半分，具体博弈的结果依赖于双方的机会，依赖于他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些小的因素。但是，这两个博弈模型很清楚的显示，罢工权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权利，我在这里要纠正两对概念。我发现劳动法学者他们基本不清楚这个，第一个，罢工权与罢工不同，因为罢工权是讨价还价的权利，它有利于工人在合作剩余中分得更多的money，但是罢工是合作的失败，是坏事。一旦真正罢工了，对谁都没好处，你发现法国人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法国大罢工，谁高兴了，外国人高兴了，是吧。它国家的人民没有谁高兴，真正的罢工对于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这是一对概念要区别。罢工的威慑与实际的罢工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就是威胁你我可以罢工，我可以不干，跟我实际就不干了，差别大不大，非常大，你威慑不干你是为了什么，多分一点啊，你实际不干，你有吗，没有。 我们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所以有了罢工权也不意味着罢工，有罢工权不一定有罢工，相反没有罢工权也不意味着没有罢工。你看我们国家有罢工权利吗？没有，但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很多的罢工，只不过我们经常把它叫群体事件，说法不同而已，罢工权与罢工不同，罢工的威慑与实际的罢工也不同，我们说不管在美国还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罢工的行使都有很

第三个制度，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台一个《劳动合同法》，因为我们国家最怕的，现在政府最怕是什么事情？就群体事件，所以它这个集体谈判制度绝对不放，但是他又想干什么事情呢，又想帮一下劳动者，结果就出台这么一个制度，《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英美法中称为雇佣法，雇佣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说有三个主体，劳方资方还有国家，原来集体谈判制度就是干什么事情呢？我给你一定的权利，让你们之间去干，去对抗，现在这一个制度是什么呢？国家居于第三者的地位来帮助劳动者，你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强一个孩子弱，集体谈判制度就是什么呢，我通过某一种方式让你弱的孩子强大，他很弱，但是他有手枪，给他配一把枪，这种制度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比较弱，你帮着他打那个强的孩子。这里就是说通过国家来帮助劣势的劳动者，使劳动者的讨价还价与资方相对平等的地位，你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合同要采取书面形式，规定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超时以及节假工资加倍制度，以及劳动的相关福利，像这些，就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做的事情。那么由第三者来帮助劳动者，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劳资关系是一个合作关系，有合作剩余，合作剩余他们两个人知道，知道比较清楚一些，第三方知道吗？第三方一般不知道，这里有一个信息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怎么知道来帮助劳动者呢？怎么能够帮助他呢？比如合作剩余，劳方、资方合作这一个月能多赚一千块钱，他这个合作剩余是一千块钱，他们两个知道。但是你国家说，要把这一千块钱你要知道这一千块钱，你就说劳动者得八百块钱，资方得两百块钱，很多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你有可能说劳方一个得一千二百块钱，资方得多少，负两百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信息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特别突出，因为我们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已经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发达的地区呢，还处于农业文明时代，行业不同，用工特点也不相同，你用一个统一的《劳动合同法》怎么能够真正的帮到劳动者呢？是帮不到的，并且由于这种标准设计得比较高，就导致了劳资双方失去了合作的基础，为什么失去合作的基础？你看最开始我们的资源不一，完全帮助资方，现在大转弯帮助劳动者，他们合作基础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你过高的劳动标准使得资方的投资无地可投，一种情况是，本来一共合作于是一千块钱，你要给一千二百给劳动者，还有人投资吗，还有人当老板吗，不可能。第二种是什么，你这一千块钱里面，给劳动者九百块钱，给资本家一百块钱，他觉得太不划算了，他也想打工了，是不是。所以过低的利润率会导致投资退出市场。 其次我们现在考虑劳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全球背景下考虑，全球背景之下投资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我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可以使得资本利润率可以少于低为平均利润率，比如说他平均利润率10%，你给9%，还有中间1%的话，他想走也很难，因为他已经在这儿投资了，他很难，如果你突然把利润率从10%改为1%，人家不走才怪，这个时候他就不想剥削你，也不想压迫你了，因为好多地方想他剥削，想他压迫，越南、印度这些地方就想他们压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引进外资不就是引进压迫和剥削吗。你如果一定要说压迫和剥削的话，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种，我们在《劳动合同法》你在进行规制的时候，一定要在这种背景下给予这个政策，否则，就是好心没好报。 所以我们说在这三种解决劳资关系，我们要把劳资放在一个博伊的角度来看，放在一个资方不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研究三种解决劳动者劣势方法的一个适用范围，尽量避免过犹不及的状态发生，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最后的保护，但应该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否则人们都不想工作了。集体谈判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因为劳资双方更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合作剩余，他们双方更知道，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工会的罢工实际的罢工和工会的政治倾向。另外，集体谈判制度适用于范围很有限，只适用于标准化的工业生产领域对用工灵活性和福利个性化的现代科技产业难以适用，这一点我从美国东部走到西部，我都问了一下，我就发现东部它就更多劳动法的规定，有机体谈判制度解雇人很难，但是在西部，我当时在斯坦福，我就问了几个人，他们非常容易，什么时候走都行，就通过合同，你愿意怎么签就怎么签，因为它的高科技个性化很强。第三个方法，对个体劳动合同规定的雇佣制度的优点在于规范劳动合同，使得对于劳动者的权益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过于提高劳动条件和劳动福利标准，因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原来从一千块钱里面得一百块钱，你提高到三百块钱，你不能提高到九百块钱，你提高了三百块钱这个工人能得到三百块钱，如果提到到九百块钱，工人一分钱没有，因为什么？老板不干了，是不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发现我们中国的政策经常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

　　我们再讲最后一个问题，实事求效。实事求效说的是什么？我们博弈兴邦的核心就是制度实效，就是强调制度的实际效果，博弈兴邦的理念可以广泛用于制度设计，有了博弈兴邦的理念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国家的很多政策，为什么仅仅是一个摆设，针对有效的各行各业的潜规则，我们地方政府为什么只追求短期效益，中国的贪腐为什么屡禁不止，法官为什么可以贪赃不枉法，等等你都可以解释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在《改革内参》里面写了几篇文章，也在《学习时报》写了几篇问题，就谈这些问题，在博弈视角下来看看，我们很多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最近我想写一本书就是技《博弈兴邦》，就是要把这个理念贯彻到具体制度的分析之中，一说到实事求效，我们首先想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什么？实事求是就是指我们要研究客观存在中的一切事物中的规律性，求就是研究，你说研究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啊，就是为了我们改革实践的效果更好，你如果不想改得更好的话，要实事求是吗？不要。你完全凭自己想象，为了改造社会，我们应该研究社会规律，而社会规律更多表现为博弈均衡，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规律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通过实践检验这就是规律。可以说实效是检验一切制度的最终标准，我们之所以提倡实事求是，正是为了什么，实事求效，结论就出来了，实事求效能不能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呢？我在党校讲课就是做的这个梦，因为党校里面都是“实事求是”，咱们人民大学也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它低了一点，为什么？你看我实事求效可以把实事求是实践标准与时俱进，可以全部囊括进来是吧，是不是。所以实事求效比实事求是更好一些，实际这一点，马克思讲以往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就是实事求是。以往的哲学家解释世界就是为了什么，改良世界。如果你仅仅改造那不一定好的，我们经常说，那个事不行我要改变它，我可以这么说那个事情不行，并不能成为改变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你改了更糟，某个人在单位上觉得非常不舒服，你是不是就一定走，不一定，为什么？你只有找到更好的单位才能走，因为一个社会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现在所处的状态，它有很多约束条件决定的，你改变了，如果不是改变得更好，还不如维持现状，因为我们只能什么改良，而不能改得更糟。 我在这里再稍微讲一下，再举两个小的例子看看，我们的博弈兴邦的理念就是站在博弈视角里面来看待问题，你会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有很多人倡导学雷锋，很多人说。关于冯友兰有一个说法，人生都追求三立，立德、立言也立功，立德他认为不需要智商，随便怎么做，你只要自己去行善这个立德。立言主要靠什么？靠智商，不靠别的，而立功是什么呢？立功不仅需要智商还需要依赖于其他人，如果你团队不行，一个人不可能立很大的功，当然我现在说的是立言确实主要是靠自己的智商。我们经常说，当别的人不合作的时候，你到底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呢？在《圣经》里面还说人家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给人家打一打，这个道德是不是好的呢，博弈论证明，我们讲博弈论的时候，这一种在设定条件下的一种逻辑推理得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哪一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做人。就是你首先跟别人合作，叫“tit-for-tat”，针锋相对策略，首先合作，然后之后每次选择对方前一阶段行动，你先合作，如果对方合作你继续合作，如果对方不合作，你就什么？就一定不合作，如果说对方不合作你仍然合作，你想你是干了什么事情？养了坏人，他还说你很蠢，比如通过alexlrod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一本叫《合作的进化》证明他有一些历史学的，从历史的角度，生活学的角度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针锋相对的策略能有利于更好的合作，能够使人变得什么？更好。而不是像我们原来那些观念，因为原来很多观念它没有人把人放在一个博弈的视角里面，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骗的你，你不管，还笑脸相迎，那就骗地没商量了，继续骗下去，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是，从一个博弈视角看，不止看一般的制度，而且看这种道德，就是说你要想立德，立德也不是傻瓜能立的，立德也很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很多的立的德实际是歪德。胡适说让我们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你们要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像这种我们提出来是可以，但问题是你怎么样地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而制度设计需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博弈兴邦。可以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就是什么，就是实效主义。我最后说一点，多制度建构，少发牢骚，就是实效主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