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来国图，跟这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近代史的大题目，就是在我们近代史界几乎是每逢十或者逢五都会有一个大的纪念，大会纪念的的学术活动等等。都会出很多很多的文章，出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呢这个大题目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的，凡是大题目都是做的不一定做得很或，尤其是辛亥可能问题更严重一点，就是我们近代史上很多事情有些是共产党有忌讳有神化，有些是国务院有忌讳有神化，但是唯独像辛亥这样的题目呢，是国共两党他都有忌讳都有神化，所以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辛亥革命往往是一种符号。我们一想起它就想起什么，民主共和然后人物就是孙中山、黄兴等等，其实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今天意味着时间，为什么我们100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我们非得要纪年它，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研究者也如此。 一个事件一旦符号化了，就等于画上了一些不可逾越的雷池，基本上是在那符号规定范围之内，在做一些扒书，做一些考据，所以基本上来说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觉得现在包括海峡两岸对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透彻地去认识。以往我们研究一个该朝换代的起义或者造反，一般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模式，都认为这个起义之所以发生，或者革命之所以发生，肯定是因为这个朝代已经不行了，民不聊生吏治腐败、民变风起，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天地都是黑漆漆的，老百姓哪怕再忍受一天都受不了，于是有人揭竿而起，振臂一呼然后群体响应，这个瑶台就完蛋了，我们基本上有这个模式，我每次研究起义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过去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研究辛亥革命的。 清末的时候也就是辛亥前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吏治还是有好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那时候有了媒体，那时候的媒体跟我们现在也有点相似都有报纸了，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但是有报纸了，但是那时候的媒体它没有官方媒体，清朝没有“人民日报”，所以它就是民办的报纸，民办的报纸它官方有一个报律，就是有一个新闻法在管。所以基本上民办报纸，都以抨击官府为能事，天天找官府的茬，你想想看这么多媒体来找你的茬，你这个吏治如果是很腐败的话，那么这就有一些麻烦，还有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准的地方议会和中央议会，就是咨议局和谘正院，以及各地的包括县甚至乡镇的自治机构，他们都是开会的，开会的时候是真敢说话的。开会的时候不开则以，一开会肯定抨击政府，就是原来由义和团运动造成那种整个国家动荡逐渐在恢复，社会秩序逐渐变得良好。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回忆，说在清末的时候社会秩序良好，到了民国的时候反而坏了，李宗仁生当时是广西陆军小学的一个学生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在清末新政时期一天一天变好，接着民国一天比一天黑。他的感觉是这样的，跟我们想的相反的，由于那个时候办了地方自治，而且基层政府县政府的能力有所提高，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这种以前办不了的这种积案，管不到的这种治安的死角，都有人管，真个的这个秩序是在变好，好多顽匪你比如像东北的张作霖，广西的陆荣廷，还有扬州一带的徐宝山，这种大盐枭、大土匪，都投奔了官军去缴匪，所以整体的形势是在变好。 而且就是我们讲民营资本，讲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稳步发展，而由于当时犹豫不法律的改革，整个法律改革使得我们中国他们办工厂这种经济纠纷都有着发展好的解决方式。那时候各地的商会都很兴旺，都在各地大办商会，很多商会都有了自己的武装。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样的多，那时候商会可以办武装的，可以有自己的商团，你可以想它们势力很大，就它们事业在成长，如果它们事业在凋敝的话，它不会办这些事。国家能力也在提高，以前在新政之前，国家的税收每年不过七八千万两，到了辛亥间已经涨到两亿多了，大多数省份有节余，就是他们的藩库里头有大量的银子。就是我们看到的辛亥前的中国，它不是一个将要崩盘的中国，不是一个民不聊生的中国，不是一个吏治腐败到大家无可奈何的中国。

　　但是为什么发生革命，这个我们要深思的，那个时候如果政治上有主旋律的话，是有的主旋律是立宪不是革命，革命孙中山说他在辛亥革命前搞了10次起义但这10次起义多数都在边远地区小打小闹，连纤芥之疾都不算。比如失败了成功都无所谓了，在什么潮州，在什么惠州，在什么镇南关，这样些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个时候的革命党发动的起义，都不如有些革命党冒险进行的刺杀，对政局影响要大一点，所以整个追究革命不是主旋律，主旋律是立宪是改良。 这个立宪我们知道清末立宪是从1905年开始的，就是最大的使中国能够立宪的刺激，外部刺激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讲帝国主义争夺，就是日本和俄国在中国打起来了，争的是中国的东北，说起来我们中国人感到很屈辱，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其实和振奋，为什么呢，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就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当时主张立宪的追究人认为，既然黄种人能打败白种人，那么日本人可以做到，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日本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日本立宪了，一个立宪的日本打败了沙俄俄国，这就是日俄战争给我们的刺激，加上内部当时多数的官僚，尤其是能说话声音比较大的官僚，都主张立宪。至于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至于一些属于这种比较时髦的乡绅们更如此。 于是1905年在听了很多次的“政治局讲课”之后，这西太后就觉得可以立宪了，完了就派了五大臣，她自己很看赏的五大臣派出去考查，你出去转一圈看看人家怎么办的，所以后来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以后回来报告说是立宪真好，这个西太后问她说到底立完宪之后我们皇室这个地位怎么样，五大臣其中之一端方告诉她，说一旦立宪了，皇上的地位那就是世袭罔替，不会变了。大家都很兴奋，于是就以12年为期开始中国预备立宪，后来又改成9年，反正总的来说它是有时间表的，就说我们一向视为这种顽固的清王室，顽固的西太后，她决然开始立宪，而且是有一个时间表的立宪，这个时间表立宪中间它并不是等着，而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是说其中之一就是选各省的准议会就是咨议局，同时由各省咨议局选准国会恣政院。 你不要认为这都是橡皮图章的，他们当时是有权的，就是这个省的财政开支，这个省是不是加税咨议局要通过的，咨议局要不通过你地方大员是不能擅自行动的，如果你擅自行动我们就要弹劾你，所以这咨议局和恣政院出来之后，发现作用出奇的大，当时朝廷也留了一手，就比如恣政院吧，它一共是200个名额，100个是民选的，100个是钦定的，正副议长加上秘书长，这三个也是钦定的，那就当时就想，说这个一共是我这边103个，你那边100个，那一表决肯定是你输啊，没想到一开会，民选议员一发言一嚷嚷，钦定议员或者不说话，或者就是倒戈了。一表决全是民选议员的提案获得胜利，哪怕它让皇上很难堪，哪怕它让军机处很难堪，全是一边倒的。 但是很奇怪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钦选议员不向着皇上，就是因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其实他们的出身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士绅，他们都是士大夫，他们不可能你告诉他煤是白的，鸡蛋是树上结的，他就会拥护，他不敢，他一旦拥护了这样的议案，他们回家就没有脸面见人了。报纸上一披露，谁谁谁胡说八道他完全没法过了，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要脸，所以那个时候的朝廷他不懂这个，他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东西。他如果弄3000来个代表，也四分之三都比较只会举手你看这个那肯定他想通过什么就通过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懂这个，开会200来人，200来人会又不大，会场又不大，你说什么人都知道，外面那个记者都在旁听，都给你记下来了。所以他们更不敢胡说八道，如果我们现在如果也是开放的，每个人的发言都会马上被透露出来，我估计代表们也不敢胡说八道。 但是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就说这些东西是真认真的，再加上其他的改革，军事改革、法律改革、行政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废科举。我们知道中国的科举到废除那天已经施行了1300多年，被外国人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元素就是科举。但是居然那个时候废，是说废就废了，基本上是波澜不惊，以至于英国驻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非常兴奋，说这么古老的国家，这么重大的举措，居然废除的时候波澜不惊。他就觉得中国改革的前景非常地好，而且当时总体上讲，一直到1908年整体上，政府的声誉还是不错的，我们不要看后来的东西，就是革命党宣传好像就是抨击得很厉害。其实当时你看报纸上那个时候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相当多的这种舆论它是在歌颂立宪的，对政府评价还是不错的，整体还不错。 但是到了1908年11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1月12号光绪死了，然后20小时之后，西太后也死了，两个成熟的政治家相继翘了，然后换马朝廷换马，谁呢，3岁的小皇帝溥仪和他的父亲，25岁的醇亲王载沣当家，他当摄政王，这个政权一下子从一个73岁的人手里转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