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这些为什么不够了，人们提出来要立宪，一定要有君主立宪，要有宪政，为什么会提出来这个，其追重要的就跟1911年以后的形势有关，因为大家知道，八国联军占驻中国了，占了各个地方，后来陆续退兵。东北是被俄国占了，但是俄国就没退，按照条约俄国是应该退兵的，俄国没有退，日本一直对中国东北它弄了朝鲜一直对东北是有野心的。俄国在那跟它是有冲突，所以后来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为了抢夺中国的东北，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打仗。 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国内的人就在预测，谁会胜谁会败，那么一方反对变革的人，就认为肯定俄国胜，近代以来从来是欧洲国家打败亚洲国家，白种人打败黄种人，尤其俄国沙皇专制，它效率更高。那么主张立宪的人，尤其像梁启超他们在海外就预测日本会胜，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它的制度比沙皇专制要先进，先进的制度会大败落后的制度，这个语言当时是很大胆的。确实近代以来没有，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确实是俄国败了日本胜了。这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强大，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世界近代以来，第一次一个黄种国家打败了一个白种国家。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欧洲国家，那么就是说胜败不是人种的问题，不是亚洲欧洲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黄种人的国家，是个好制度，也可以打败，一个白种人的坏制度的国家。 那么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证明这个制度是好的，所以一下子有一批读书人士绅从前对这个不太了解不太关系的就主张要立宪，能够强国，并且这一点，使立宪运动本来从维新派被镇压之后处于低潮，突然风声水起。国内很多人就提出来中国应该立宪，要宪政。但从中可以看出来，中国人提出要宪政，在历史上近代这一次看来，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天赋人权、政府和人民缔结一个契约，人民有权限制政府的权力，主要是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西方来人立宪。而追究人主要理解的是，认为这个制度能使国家强大，能使我们中华民族不被外国人侵略，只要我们实行了好的制度，欧洲人也可以打败，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接受宪政，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几 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认为，后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起码很多一部分中国人就开始要求立宪，所以立宪运动就风声水起。那么日俄战争还有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我们刚才讲的到，俄国占领着东北拒不退还。它拒不退还，在这个期间，日俄战争还没有爆发期间，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学军事，很爱国，就主动地组成拒俄义勇队。要自己起来武装起来，要去打俄国人，要把被俄国人占领的东北，要夺回来，他们是爱国青年。对于这个清政府对于民间的武装组织一直保持警惕、敌视、排斥、压制，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就使一些青年从前是爱国的，从爱国有一些人就走向了革命，就觉得这个政府不行，他不爱国，这个政府恐怕不是中华民族的，觉得恐怕要推翻清王朝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孙中山我们说他走上革命之后，他在海外活动，在日本他到过，他活动重点一直是从前的华侨会党，在学生中没市场。这个时候他到了东京，有几个学生主动来找他，使他感到很欣喜，虽然来找他的人很少，但他觉得这就是学生心态的一个变化。我们再举个例子，看蔡元培，蔡元培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学生比较激烈地谴责俄国，谴责清政府不爱国，清政府不作为。蔡元培反对，蔡元培说，就算政府是我们的仆人，他和一个强盗一起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东西让强盗抢走了，我们首要的责任不是去谴责这个仆人，应该谴责强盗，应该从强盗手里追回我们的东西，他还是很温和的，但是当清政府采取一系列镇压学生的手段之后，蔡元培也变了，他一变坚决很激烈，还参加了组织了暗杀团，暗杀清政府。 蔡元培这种人，从一个温和个改良者爱国者走上了一个比较激烈的道路，你都可以想象，整个学生在开始从爱国走向革命。这使清政府自己的力量又开始进一步地削弱，走向它反面的人又多了一些。这时候革命派的力量还很弱小，要求立宪的人越来越多，清政府也扛不住这个压力。因为他曾经也说过要搞新政，所以慈禧在1906年的秋天，清廷宣布，我们要搞立宪，要预备立宪了，虽然她从前做了那么多或者说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人民还是有理性的，大家都希望由政府主导，从上而下改革是最好的。因为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少，社会代价最小，可以避免流血，可以避免流血牺牲。 所以当1906年9月1号，清廷刚刚颁布了要准备立宪的上谕，一下子举国欢腾，尤其大城市人们张灯结彩，学生也游行庆祝，商人有的商店里就打折，大家其中敲锣打鼓，比如说演讲表示庆贺，当时有一些报告是这样说，“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他们觉得由政府来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好的事情，觉得我们中国有救了，避免了大流血避免的大革命，大家都不喜欢革命，革命是激烈的手段，那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 人民还自发撰写了《欢迎立宪歌》，表达的对朝廷的热爱，比如说《欢迎立宪歌》我念句歌词，“

当时我们知道在海外梁启超立宪派，当时叫保皇派也好主张维护清政权的和孙中山正在进行革命论证，究竟中国是应该走改良立宪，还是应该走革命来实现，双方正论战呢。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保皇派叫做徐佛苏，他是保皇派宪政会，他当时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他是坚决反对孙中山革命派，说朝廷怎么好，但你从他悄悄地给梁启超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一处理他自己的感觉实际他要是这样感觉，那整个民追或者说多数士绅，会怎么感觉。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不改动，礼部也保留”他说“政界之难望”，他觉得朝廷没有什么指望了，当然这是他们内部，他在外面跟改革派论战时还说，我们不应该推翻它，推翻它会带来暴力，一定要走从上往下的改革。而这时候，梁启超在东京，因为他在东京还是要抓他，他给康有为的信中也写得很明白，他说我在东京这边和改革党人论战的时候，他说在这个之前，留学生支持我的多，清政府改革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它是假的。那就支持孙中山的人多了。 我们看这个严格来说要从逻辑从道理上来说，当然梁启超说的是更有道理，就是说和改革派的论战中，你一社会动荡，社会变动是通过政府，从上而下的变动，肯定是社会动荡最小的。你通过一个革命草根推翻一个政权，那个流血动荡特别特别大。从道理上说梁启超是有道理的，但是梁启超的道理必须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从上而下改良，最上面得愿意改。如果上面不愿意改，那就证明梁启超说的，后面的逻辑再好没有一点用处，大前提不存在，你小前提就毫无用处了。革命党人就死地抓住这一点，好像清政府就是为了论证革命党人，它每出来一个政策，就给所有的人认为它说它不改，这下别人知道原来清政府不改。每个它的所谓的改革方案，出来一次，支持它的人就少一批，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多一批。 所以梁启超也很无奈，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实际在1907年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梁启超在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实际上他就是看到了后来的结局，他这篇文章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这篇文章中他很无奈，因为他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反对革命党，但是他很无奈，我觉得他很客观，这是梁启超很难得的。他是这样写的，最后的结论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就是说现政府你不改革，就使这些主张改革的体制内的人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极端，跑到那边去，跑到革命党让那边去，实际上我要说的一切也就是想说，清政府的政策，也就是说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或者和改革的赛跑中，你看革命党是越来越快，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快，而这个步伐的快，给它添火加油的不是别人，就是清政府。

所以梁启超在辩论中啊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开始觉得他很有道理，后来觉得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清政府要改革的基础上。事实证明清政府不改革，那你就毫无办法。好像是梁启超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清政府也很奇怪，好像是为了证明，政府制造革命党一样，它在1908年公布了说我要搞立宪，就一年以后的1908年秋天，它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我没法细讲，总共君上大权有14条。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宪法的草案，它说我要立宪，那么宪法怎么办，它就派了很多人考察各个国家，他最理想的觉得是日本明治宪法。我们知道日本明治宪法是模仿了普鲁士的宪法，而普鲁士那种君主立宪的国家中，在欧洲各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中普鲁士的是皇帝权力最大的。那么日本明治宪法，学普鲁士宪法，觉得普鲁士的皇帝权力还小，就修改了日本明治天皇的权力，要比普鲁士国王的权力要大。清政府模仿明治宪法还不甘心全部模仿，它要保持它的特色，就觉得明明治天皇的权力小，所以清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皇家的权力比日本明治天皇还要大。那么日本我们讲它，是模仿普鲁士的宪法，它的公民权利比普鲁士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还要少。 我们知道普鲁士的公民权力在欧洲国家就是很小的。你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那受排挤，流亡到英国组织什么都可以，你在普鲁士就呆不住。好歹普鲁士还没给他杀掉。日本还觉得普鲁士的公民权利多了，日本明治宪法公民的权利比普鲁士的的公民权利要小。 那么清朝政府觉得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还多，所以又比明治宪法又缩小了一步。所以当时我记得日本明治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总共有15条，而清政府把它简化为9条，比如说明治宪法中，有居住迁徙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自由，包括经过申请可以游行的自由在清政府公布的草案中都没有。当你这个一公布之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不用说，革命党人特点就是这样，无论政府做什么，我都说你是坏的。那你这个做得本身不好，就更要说你坏，我们看政府内部的，统治阶级内部改良派那些士绅，给都更加地失望了，也都公开地谴责，发文章公开地谴责清政府，他们说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事实，号召人民起来与之争者”，就是用现在话说要维权。人民要起来维权，不要争空文。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是士绅，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就是要推翻你了。 所以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酝酿着，开始发动请愿，要求立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一些地方的士绅和商界首领要求得更加厉害，我把后面的事情说到前面一点，就是从1910年1月到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和大商人，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但清政府就是不妥协。一点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相反它对开国会的这些请愿都是士绅什么的，一次比一次镇压激烈，每镇压一次，有一批人这些士绅就说，看来我们是要搞革命了，这个政府你没法让它和平地妥协。 所以它一点都不变化， 那么我们看来，现在有很多研究者总想搞清清政府搞立宪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说它是真的，有人说它是假的。我就说现在从我们来真实的搞清楚它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我觉得更重要的对于分析当时的社会心理来说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尤其是统治基础那些士绅，认为它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哪怕它是假的，如果大家认为它是真的，它就能够稳固。哪怕它是真的，大家都说它是假的，它就维持不下去这实际是你政府一个公信力的问题，当你政府没有公信力，你从前的所作所为，你没有公信力你说你是真的，大家都认为是假的。那些士绅都认为是你假的，这时候它的统治基础就非常非常薄弱了。或者说它的改革的方案没有满足整个社会心理预期。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孙中山革命党人就不断起义，一次一次失败，失败了我们看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号，因为要求改革的力量太强大了，因为所谓的老讲士绅立宪派，他们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比现在我们说的中产阶级还要强大有力量得多，因为我们今天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生活上一个财富概念比较富有，而那时候的士绅，他们除了特别有钱以外，因为中国传统是由士绅负责地方治安，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地方各种事务。这个是现在的中产阶级所没有的，这个是清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当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都开始逐渐分崩离析，开始背叛你的时候，你的政权就很不稳了，但在这时候清政府对这一点居然毫无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