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做这样的题目是，讲的题目是《程序正义与政治现代性》。这样一个题目可能对法学的同学来说，相对来说好理解一些。因为法学里面，特别《诉讼法》这块讲程序正义。但是事实上，就是法学里边的程序正义，事实上我认为目前的研究是有很大缺陷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叫“政治现代性”。刚才刘院长也讲了，就是“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意识，是在一个哲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现代性”事实上说得通俗一点，它指的是在一个现代的时间意识里边，政治应该如何来规范。那么我当时做博士论文的话，主要还是从程序正义，政治现代性质这样的维度来讨论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主要讲几个问题，主要围绕五个问题来讲。这五个问题都是与程序正义，政治现代性有关的。 第一个，我先讨论一下，我为什么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讨论的前提是什么？我会结合我们当代中国思想或者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思潮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块，是从政治哲学这样的维度来讨论程序正义，尤其会重点讨论西方的思想家们，西方的学者是如何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第三个，讨论一下程序正义的政治理性基础。我们都知道对现代政治来讲，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对政治都是有自己的看法，就像莎士比亚所讲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独特理解。但是对现代政治来讲，现代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属于理性主义的。究竟什么是理性主义，待会儿我再讲一下。 第四个，应该说是政治学里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目前的政治学要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合法性问题。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合法性问题，这是政治学里最核心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良乡上了一早上的课，在课上有个同学他问我，他说：如果胡锦涛下台之后，习近平上去了，那么习近平会做个什么东西呢？会提出套什么东西呢？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他提出什么东西不要紧，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要提出一套东西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清代之前，有没有康熙的思想，有没有秦始皇的理论，有没有李世民的理论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所流行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邓小平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等等，我们可以观察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政治家，但是又冒充或者充当了哲学家，充当思想家这样一个角色。这在传统中国政治里面是不可想象的。 这意味着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讲的话被学者们当做《圣经》一样来做注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以前的话这样的现象是没有的，比如说秦始皇的时候，比如说汉武帝的时候，等等，以前的皇帝们，他们只是相当于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并不把自己的东西当做一个哲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学者们并没有对他们的东西做一个思想上的阐释。从秦汉一直到晚清，真正作为思想家的有谁啊？有孔子、孟子，有董仲舒，有朱熹。也就是说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分离开来的。 那么政治家跟思想家高度结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晚清之后，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从孙中山开始有三民主义，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在西方也是没有的。在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完成了政教的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就是说，政治家们跟思想家们他是完全分离开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对现代中国来讲，政治合法性对目前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共产党花了很多钱，什么意思呢？就是重新寻找一种理论的论证，包括我们目前当下搞文化体制改革，都在做一个问题，就是重新来寻找一种理论来论证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待会儿讲课的时候我会重点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看看西方它们是如何来论证自己合法性的。 最后一块是讨论一下程序正义跟现代政治秩序的关系。就是现代政治秩序它为什么需要程序正义这样一套理念。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会把我的问题放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当中来考虑。在文革之后，我们都知道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前，就在文革末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是在文革末期的时候到了崩溃的边缘，后来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中国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思潮，叫做文化热。就是当时的文化热，当时有很多人，很多的学者纷纷地批判传统，就是把传统的东西要抛弃掉来拥抱西方。所以说在八十年代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翻译和著作。因此在八十年代批判传统和拥抱西方，它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核心在于，要批判中国文化本身的这样一个合法性来学习西方。因此在

　　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学术体系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史子集》，叫《四书》。也就是说在晚清之前，《经史子集》是四个重要的部门。后来在晚清之后，我们有七科，比如说像文法、经济学等等，有七个部门。因此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我们近代以来的整个知识体系就完成了。就是说我们目前所有的学科都是在近代以来，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设立的，包括我们的法学、经济学等等。就是我们目前大学里面的学科，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本身都是西方的东西。 因此，当时苏力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发问，这样一个发问在中国学术界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了很多外来的知识之后，就是我们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打败之后，我们学西方的军事，当时学习西方军事李鸿章建立了亚洲第一舰队——北洋舰队，但是后来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当中又被打败了。那么北洋舰队被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光学习西方的军事是不行的，还要学西方的制度，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在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后，人们觉得学习法律还不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于是又有五四运动，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因此我们从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的学习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一百多年历史里我们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借鉴了很多外来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就会问，以思想和理论来对世界的解说。也就是在以前我们中国文化是具有原创性的，在近代以来我们的原创性全部丢了。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可能向世界去贡献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目前我们对教育有很多批评，真的，非常多的批评。很多人都觉得在民国时代里，我们出了很多的大师，在共产党执政之后，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没有出过一个像样的思想家，没有出过；我们没有出过一个象样的学者。就是这么多年来，五六十年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原创性到什么地方去了？就是目前我们大学里所学的东西都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在哪个地方，我们的原创性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困惑。随着这样的一种困惑，对中国学者来讲，我认为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有这样的运动，叫做“重新思考中国”。就是中国人究竟该如何生活？有这样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叫赵天阳可以说当代中国最好的一个思想家，是我认为最好的，最年轻的，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当中最好的一个思想家。就是他每期都在《读书》杂志上画一个东西，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有原创性的。他认为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中国的学者逐步地摆脱一个检讨中国。就是我们在以前老是批评中国，批评传统，就是从五四以来我们就批孔子，包括文革的时候也在批传统文化。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才开始逐步地反省，光批中国本身是不行的。要从一个检讨中国，或者批判中国这样的运动过渡到重新思考中国。就是我们中国人该如何来生活这样一个情况。因此，重新思考中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运动，就是我们该如何来思考。就是我们目前做学术，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进行的。就是近十年来我们学术界出了一些书，比如说法学领域里面出来，就是05、06年出来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向何处去？搞哲学这块的有蒋庆的政治儒学，等等这样的一些著作。搞中文的也有相应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重新思考中国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主要的潮流。就是中国人有没有可能贡献出自己的学说？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当中，新左派跟新自由主义他们的论争是有很严重的分化。新左派在国内学术界有很多代表，比如说像刚才的苏力，他就是新左派一个代表。新左派的领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汪辉。汪辉写过有四卷本，叫《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前《读书》杂志的主编，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思想家。在1995年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写了他的一个头条，汪辉中国新左派的领袖。新左派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把他们当做新左派？事实上，新左派是跟老左派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信仰新左派很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他们都是拥抱西方的人，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就看到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这样的一种增长是由于学习西方，尤其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因此他们对资本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也就是说对底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持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主张社会公正。也就是说，新左派一个最核心的态度，叫主张社会公正。 新自由主义则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就是，事实上在国内的影响也非常大。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在法学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因为新自由主义所运用的一个思潮，就是它的基本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就是是以骇客的这样一个理论为代表，就说搞市场经济怎么搞？两个东西：公司加法律。也就是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中国搞市场经济，主要是一批美国芝加哥学派，尤其是一批以骇客为代表的这样一套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是搞市场经济要运用公司和法律来搞。所以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权利的寻租，分配不公等等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大了。因此他们要主张政治与经济要进行适当的分离，要求全盘市场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中国搞自由主义还不够彻底，因此要把市场化推到极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在我看来的话，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实质事实上是对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化和市场化进行反思和辩护。也就是说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事实上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延续。这是九十年代这样一个大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