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讲到理性的话，理性它还有一种叫做公共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都知道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社会分化的一个必然要求。社会的分化实际上我认为它有两种，一个是社会本身的去媚，这样一种去媚就意味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意味着社会从神学的宰制当中分离出来了。另外一种分离指的是社会以国家的分离，也就是说在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分离这样一个基础上来确保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性。这是现代社会分化的两个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国家包括学术界很多理论事实上都奠基在国家与社会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解，是我们目前很多理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在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内的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以邓正来为代表的这样的一批人，在“八九”事件之后，人们就认为我们的国家权力太大了，试图通过建构一个市民社会来缓冲国家对个人的控制，所以说在“八九”事件之后，国内的学术界纷纷引进市民社会理论来重新的讨论中国问题。事实上市民社会理论有两种，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是有两种，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叫做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这样一套理论。我们都知道以洛克为代表的叫做社会契约论，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在原初社会里面放弃各自的权利来组成国家。另外关于市民社会一套理论是黑格尔这样的理解。因此叫做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西方市民社会两个最基本的框架。 我们国内学术界也在反思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我们现在的很多理论，包括公共性理论也好，公民社会理论也好，都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理论这样一个观点之上的。这是国家与社会的划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再稍微讲一下，讲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程序正义跟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对西方来讲，西方他为什么要提出程序正义这样一套理论，来论证现代政治合法性，原因就在于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政治合法性是从上帝那里过来的，在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死亡，以及神的隐退就使得基督教所提供的一元的价值观被消减，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尼采讲过一句话叫上帝死了。当尼采讲了“上帝死了”的时候，对西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等他们都没有依凭了。很多的西方思想家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的社会怎么办、西方政治怎么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如何从一种神圣的论述，从上帝那种神圣的论述过渡到世俗的论述，成为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现代性，现代性这样一个启动事实上是在西方发端出来的，对现代性人们有很多理解，有的人认为现代性是一元，有的人认为现代性是多元。我们可以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一个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另外一本书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意味着历史已经终结了，就意味着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所能想象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理论。他就认为历史再也没有新的可能性了，这是福山的观点。但是后来他的老师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文明冲突》，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冲突就意味着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是有冲突的，事实上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好，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好，都在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就讲西方的现代性究竟有没有普世性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的理解。 事实上对现代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韦伯，韦伯写过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认为，西方德国既是现代的，又是西方的，也就是说韦伯在写这样一部著作的时候，他就认为现代性仅仅在西方，在非西方以外的国家是没有现代性存在的。也就是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强调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但是韦伯对现代性是非常悲观的，韦伯认为现代性本身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会导致人类社会就像一个铁笼一样，人们生活在理性的归置之下，理性会掌控人的一切，就使的人们生活在铁笼里面，在铁笼里面就导致这样的结果，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都没有心肝。因此这样一种文明自己都不知道它会达到什么程度，因此韦伯在当年，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对现代性的理解完全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状态。事实上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有两个方面，也就是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解，一个叫意义丧失，一个叫自由的丧失。 第一方面在信仰领域以为上帝死了，就导致一元的价值被多元的价值所取代，就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另外在城市里边，由于实行理性化的法律，那么理性的官僚企业就使得现代人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牢笼，这是自由丧失的一个原因。因此意义和自由是成为韦伯现代性诊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那么在韦伯进行现代性诊断之后，西方还有一个学者叫哈贝马斯，应该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一个学者，哈贝马斯他认为现代性本身，哈贝马斯要对现代性进行辩护，他和韦伯不一样，哈贝马斯做过一个演讲叫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谋划，他认为现代性本身是没有完成，哈贝马斯试图拯救现代性，他认为传统意识哲学，包括马克思的哲学，都是在主体和客体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哈贝马斯要以一种主客二分的方式过渡到一种主体坚信这样的层面上来论证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说主体坚信成为哈贝马斯论证现代学术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根源。 好，我们对这块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论证主体坚信的时候，他认为黑格尔当年是走错路了，包括马克思也是走错了路，因为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追溯到黑格尔那里，当年黑格尔实际上他意识到现代性有一个十字路口，第一个十字路口是以主体坚信来克服主体性，另外一条路是在主体哲学框架下来克服主体性，而马克思恰恰是马克思是在最后一条道路上来理解的，这是马克思这样一个实践哲学，是在主体哲学的框架下来克服主体性。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当年马克思在十字路口上的时候，作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时候，马克思走错了路，这是哈贝马斯的理解。因此哈贝马斯要重新改造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理论放在一个主体坚信这样理论上来重新发展。因此就有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辉煌。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合法性的问题，韦伯写过一本书《经济与社会》里面区分了三种理想性，一个是合法型统治，另外一个传统型统治，一个是魅力型统治。合法型统治主要是根据法律来进行统治，传统型通知主要是根据传统的这样的权威来统治。魅力型统治是根据领导者的魅力来进行的，比如说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他就是魅力型统治，魅力非凡这样的人。因此这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但是韦伯认为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合法性统治是第一种叫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叫政治现代性，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政治现代性究竟有哪些要素，我用了一个亨廷顿一个观点，政治现代性第一个它就要涉及到权威的合法化，也就是说政治的权威要取代传统的权威，也就是说以一种理性的、法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传统的或者宗教的权威。第二个意味着政治的职能要有不同的专业机构来进行执行。第三个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人们参与政治的程度要很高，这是政治现代化这样三个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式的民主，我们目前的民主跟程序正义这样一个特点，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可以分为三个，一个叫党内民主，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还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第三个宪政民主，我们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必须在宪政民主制的框架下来进行。党内民主我们前几年已经开始搞了，党内民主在我们党内已经开始有明确的文件在做了。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常委有九个人，以前是七个人，通过增加人数来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通过扩大党内民主的人数来减少其中的偶然性。但是我认为我们最关键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建构一种宪政民主制，我认为是未来中国的走向。叫宪政民主制。 我再讲一下，最后讲一下结语，研究程序正义这样一个东西，我试图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使得中国从一种关系性的秩序走向程序性的秩序，我们中国传统这几千年来的文化，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关系文化。实际上这样一种关系文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实质正义作为依凭的，这样一种实质正义又以其中一种理性叫做实质理性或者实用理性作为，实际上实用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原来所处的关系性社会正在逐步被打破，也就是我们原来所处的熟人社会正在被打破，在原来的熟人社会被打破的时候，我们逐步进入一种陌生人的社会，在陌生人社会里边，我们必须建构一种程序性的秩序，对于现代政治来讲，我们在以前革命时代的时候我们有政治动员，比如在文革的时代我们都是搞动员，在八十年代之前我们搞很多运动，政治动员非常的厉害。革命时代的政治动员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让位于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利益动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原来有政党意识形态，比如说有共产党这样一整套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一元化整合这样一套理念逐步地让位于市场化所导致多元化整合。因此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面，我们对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自发的动员力量。因此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规则或者程序来维持最基本的公正，因为我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政治，必须从一种关系性的秩序当中走出来，迈向一种程序性的秩序。实际上这样一种观点，主要是批判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搞政治儒学的人，搞政治儒学的人叫蒋庆，他写过一本书叫《政治儒学》，在国内非常有影响，蒋庆这个人他有一个主张，什么主张呢？中国要搞亡道政治，这是蒋庆的观点，蒋庆他要搞亡道政治，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搞亡道政治已经此路不通了，现代政治已经去魅了，在依照神圣性，再依照领导人的魅力来进行统治这样一种政治在中国肯定已经没有市场了。那么对现代政治来讲，我们应该通过一种程序正义的方式来重新论证我们的政治合法性。 这是我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我就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