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从政治哲学这样一个纬度来看一下程序正义研究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政治哲学的兴起，与中国学术界对罗尔斯、斯特劳斯学术翻译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政治哲学的兴起是主要靠翻译，我们翻译了什么著作呢？翻译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还有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等等优秀的著作。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罗尔斯的《正义论》非常有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哲学兴起跟另外一个重要的学者非常有关系，叫做斯特劳斯这样的一个人，斯特劳斯这样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自然权力与历史》，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美国的一个思想家。可以这么讲，斯特劳斯与康德等等是对这几十年来中国学术具有非常重要影响的学者，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近三十年来对中国有影响的思想家，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八十年代以前对中国有影响的是马克思，当然马克思是从黑格尔意义上来理解的，人们从黑格尔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这是从国家这样一个纬度来理解。那么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主体性问题，当时的思想解放，当时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引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康德这样的人存在着很紧密的关联，当时中国思想界是以康德来阐释马克思的东西，当时有人道主义这样一套理论，八十年代人们对人道主义的讨论跟康德存在着很紧密的关联。到了九十年代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这样一个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的，因为他在2001年来中国做了很多演讲，非常有影响，甚至对西方来说，哈贝马斯是做第一把交易的学者，这是这几十年来跟中国思想有关的这样一些人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斯特劳斯他为什么对中国有影响，中国人为什么要对他这样一套理论来关注，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斯特劳斯他是批判现代性的。刚才刘院长在开场白的时候也讲了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指的是人们从过去这样的时间段脱离出来去追求现代的时间意识。也就是说斯特劳斯要批判现代性，看来现代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跟坏了，现代性只以新和旧作为标准，只追求新的东西批判旧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以新旧来取代了好坏。那么好坏是一种价值判断，你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说一个人是恶人，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现代性本身是以是否新颖作为标准，以新旧作为标准，只追求新的东西。因此现代性它有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丧失了进行价值判断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它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了。因此这就导致现代性的危机。 因此对斯特拉丝来说，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因此斯特劳斯这个人他要批判现代性，他要回归到古希腊里面去，为什么？他认为现代性是不好的，他要回归到古希腊，回归到苏格拉底那样一个时代里面。因此他这样的理论对中国是非常有影响的，但是在我看来，斯特劳斯这样一套理论是有结构性的，对中国来讲没有建构性。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后革命时代，我们在革命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马克思那样一种斗争的学说，但是在后革命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必须从革命性这样的学术里面走出来，比如像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必须从革命党转化为一个执政党。那么在后革命时代里面，我们必须去做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哲学，或者说具有建构性的理论，我们目前的理论很多都是没有建构性的。在后革命时代里面，我们要建构出一套合理的这样的制度里面来，因此我们的学术应该具有建构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义为什么很重要，我引了一个罗尔斯的观点，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开宗明义就讲正义是非常重要的，温家宝在前几年在一次讲话就引罗尔斯，温家宝在做报告的时候讲的话，引的就是罗尔斯的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是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边的一种观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目前国内正在搞价值体系，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价值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价值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整合起来，我认为我们必须去考虑一个问题，正义它究竟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目前很多价值都是要进行重新整合，但是最根本的要把正义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来加以建构。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所有的制度，我们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等，事实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么以法律这块作为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的法律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以来逐步的从西方引进过来的，那么引进西方的制度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把西方的制度融入的中国的现实当中，我们可能在现实当中也会屡屡碰到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制度尤其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东西，跟中国的现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冲突，那么这样的一种冲突从正义这样纬度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有重实质、轻程序这样一套传统。但是这在西方恰恰相反，西方是程序优于实质的这样一套东西，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中国传统正义当中的实质正义，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实质正义跟现代制度，尤其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程序正义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冲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这个讲座要重点讲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讲实质正义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质正义事实上在我们很多理论当中都存在。我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当年，毛主席当年在听到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时候他很吃惊，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克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水门事件受到弹劾下台了。当时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很震惊，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尼克松会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因为当时他跟美国的一个记者在聊天的时候，他很不可理解，因为他认为这算什么事情，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搞阴谋诡计不很正常吗，他理解不了就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他都理解不了西方的这样一套程序。 与实质正义是我们目前的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一套理论，马克思这套东西，事实上有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马克思这套东西是以追求实质正义作为核心的，马克思这样一套东西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理念的，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搞现代政治体制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这样一套理论事实上跟我们目前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大的冲突。国内目前很多人研究马克思的也好，研究西方学术的也好，都在讲政治哲学，尤其是研究马克思的人都在讲政治哲学，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我认为是没有的。马克思的最核心的目标叫消解国家、消解法律，但是法律跟国家恰恰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民主国家恰恰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最核心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这样一套理论，是有结构性的，在革命的时代里面马克思的斗争学术是非常有力的，但是在建构性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目前很多人，包括学生也好、老师们也好，对马克思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觉得很反感，这是有现实背景的。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的理论跟我们目前现实的理论有一定的差距。 研究程序正义另外一个问题我把程序正义这样一套东西，归结到把它上溯到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迁，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在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引用的杜牧，杜牧有一首诗叫做，他里面这样一首诗是这样的，叫丸之走盘，先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就比喻为一个小球在一个盘里面转一样，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球在盘里转的话，再怎么转它都很难逃离出那个圆盘里面的，也就是说它在一个盘里面来转，中国18世纪之前，中国社会所有的变动就像丸之走盘一样，它仅仅在一个盘子里面进行运作。在18世纪之后，也就是说在近代以来，这样一个丸子走盘已经出盘了，我们需要重新来建构一个盘。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传统社会所使用那样一套政治体制体好、法律体制也好，它已经完全的不适应，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一套属于现代的体制。因此他就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来建构一个另外一个盘，来应对我们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这是中国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 我来重点讲一下第二个问题，政治哲学的渊源，也就是政治哲学在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如何从政治哲学来理解程序正义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西方？可能在大家观点当中究竟什么是西方，西方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伯尔曼他就认为西方是不能借罗盘去找到的。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萨伊德，萨伊德写过一本书叫《东方学》，萨伊德认为西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对现代政治来讲，事实上这三个东西对现代政治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影响非常大。对于现代政治来讲，我们可以回溯到城邦的时代，西方的现代政治可以回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的时代。在两千多年的古希腊的时候，当时古希腊实行城邦制度，城邦跟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城邦不一样，当时的城邦就是一个国家，比如说雅典就是一个很小的城邦，由一个小小的城市来组成一个国家。那么城邦这样一套体制，对西方文化影响是非常的。因为什么？正是因为城邦制度塑造了整个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谷中是中国七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者，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留下过什么著作，但是谷中的著作留下来 的，谷中这个人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谷中当连在研究希腊这样一套体制的时候，他就认为城邦制度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这样一个前提，如果我们离开城邦制度，就不会有政治学，也不会有法学，这是城邦对希腊来讲非常重要的。与城邦制度存在着非常紧密联系的是后来的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样几个对西方具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思想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说城邦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来西方政治哲学恰恰是从城邦发端出来的，因为什么？城邦是政治的一个载体，也是哲学的一个载体。我们要注意下面这样一段话，城邦不仅仅开创了成熟的现代政治，而且也开创了哲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早期的时候，哲学是两个人进行一种意见的对抗，比如说我们看伯拉图的著作，伯拉图的著作就是以对话录的形式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制度跟思想都是通过对谈的方式来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是一种意见对抗的方式。对文化来讲，这样一种对抗的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意见对抗是政治性。毛泽东讲过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政治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敌人和朋友关系是政治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在西方也有这样一个，在德国魏玛时期有一个公法学家叫施密特，施密特也讲了敌我之分是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也就是说区分敌人和朋友，进行一种意见对抗是政治的一个核心，这就意味着一种意见对抗的方式本身就是政治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