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思想另外一个争论是2000年以来有这样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近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思想进一步分化，它分化为两个模式，一个是中国模式论，一个叫做普世价值论。那么中国模式论究竟讲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中国模式论是海外学者提出来的，很多在海外的华裔的学者认为中国这三十年来取得很大的成功，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因此他们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叫做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也跟前苏联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模式论是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事实上中国模式论也另外一个说法叫“北京共识”，普世价值论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华盛顿共识”，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发展在三十年来所获得的这样一个发展，是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结果。事实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模式论为什么很重要？很多包括国内的学者，都主张中国模式论，为什么要主张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我们中央政府都在强化这样一套理论，为什么要强化这样一套理论，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经验的问题，它是一个价值问题，为什么是一个价值问题呢？因为中国模式它有别于西方问题，也有别于苏联模式这样一个事实，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价值体系。那么我们都知道西方价值体系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一系列的价值。 那么中国在近一百多年来有没有可能提供出一套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价值呢？很多人就觉得中国模式论可以提供这样一套价值，这是中国模式论这样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普世价值论就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实际上跟西方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在西方原来的发展框架之内来进行的，因此就主张自由民主平等等等价值具有普世性，普世性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按照西方这样一套理论来进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模式论和普世价值论这样两套理论的实质是什么，那么在我看来，无论中国模式论也好，还是普世价值论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新自由派之争这样一个延续。争论的核心就在于我们还要不要学习西方，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种夜郎自大的心里，就觉得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了，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学习西方。因此核心在于是主张中国模式以抗衡西方，还是主张普世价值论以进一步的学习西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实际上很多普世价值论者，他们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追随现代的西方，实际上他们很多人也潜藏这样一种观点，什么观点呢？试图把中国的一些价值、仁、孝等等这样一些价值向外输出，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些年来搞了很多孔子学院，基本上在每个国家都搞孔子学院，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套东西，实际长可能也跟普世价值论有关系，试图通过办孔子学院来把中国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去，来抗衡西方的思潮。实际上据我了解办孔子学院这样一套东西，实际上作用并不大，因为我们这样一套东西说白了，因为我前几天在中央党校开了一个会，在党校里面有个老师说的可能有点过火，目前这套体制国内人都很反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推到国外去，谁理你也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办孔子学院，试图把中国这样一套东西推向国外去，有没有可行性，这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好，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我刚才讲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这样一个情况，中国思想界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我们在八十年代以来实行这样一个理念叫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他们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的之下之下，中国经济由于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因此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但是这也导致了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财富在分配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这样一种失衡，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目前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跟公平正义是有很本质的联系的。 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就认为要克服目前很不公正这样一个情况，一方面要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要建立法制的、限制权力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权贵的资本主义。我们国内搞经济学非常主要的学者吴敬琏他的一个观点，我们不能搞权贵资本主义，我们目前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比如搞国有企业等等，实际上跟我们当年所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经济跟国家权力的高度结合，这样一种经济跟权力的高度结合实际上是一种权贵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没有法制、没有限制权力的。与经济改革相适应另外一个诉求是人们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要求实际上在近十多年来呼声非常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很多问题实际上往前追溯的话，都会追溯到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到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上来。我们前段时间中央开始搞文化体制改革，可能这块我们都很了解，中央搞文化体制改革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试图通过搞文化体制改革来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未来近几十年来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的话，那么中国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它不是齐头并进的话，就相当于一条腿走路，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架构，因此我做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我选程序正义，跟政治现代性这样一个题目，是奠基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来进行的，也就是我试图从程序正义这样一个视角，来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一个理论上的探索。 事实上我们再讲一个理由，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搞了蛮多年了，搞了十多年了，市场经济肯定会涉及到利益的分化，那么这样对分化就意味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是需要博弈的，这样的博弈需要我们相互承认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调整。问题就在于我们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都是源自于西方的，我们搞市场经济实际上都是从西方过来的，尤其是我们搬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这样一套理论，公司加法律，才搞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们目前国内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包括林逸夫、周其仁等等，都是芝加哥学派最忠实的信徒，他们就认为市场和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现代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它本质 上是一个法律经济，也就是说在西方来讲，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跟法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西方的法制是跟程序，以程序正义为依托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市场经济它跟西方的政治是关联在一起的，而政治运作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是预设着程序正义的理念，这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内很多人讨论民主，很多政治学家都讨论民主，比如说像前些年，俞可平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写了一个叫《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还用说吗，难道民主是个坏东西吗？正是这样一个大白话、这样一

　我先来简单讲一下，我们目前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对程序正义的理解，可能我们这里有做法学的同学。事实上法学这样一种研究实际上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诉讼法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这样一个诉讼法领域里面，事实上把诉讼法跟实体法区分开来，来强调诉讼法，程序法的独立性，事实上程序独立实体这样一种做法，具有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中国里面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这样一种意义我认为它也是有一定缺陷，什么缺陷呢？我们很容易把程序正义作为一个给定的概念来进行思考，而不是对这样一个概念本身来进行反思。 目前国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人非常多、非常多，法学领域可能都有上千人这样一个规模。我的研究事实上是以季卫东这样的研究作为基础的，季卫东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来说是一流的法学家，因为他以前是神户大学的教授，现在是上海交大法学院的院长。我的研究事实上是以季卫东这样一个研究作为基础，因为我当时做的这样一个论文，是试图超越季卫东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解。事实上对西方来讲，西方至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现代秩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什么制度呢？一个是司法领域里边的契约，我们通常所讲的合同。私法领域里边的契约，另外一个是公法里边的程序。程序正义的实质就在于排除偶然性以确保公正性。 我下面引了一段季卫东的观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契约和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如果契约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也就是私法领域里边的契约获得的发展，公法领域里边的程序应该就被凸显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目前以及以后的改革实际上都要以公法里边的程序作为突破口，这是他的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我的看法跟季卫东有一点不一样，我是要把程序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重新整合中国一百多年来这样一个价值的分化，也就是说我目前这样一套东西，我们目前有很多理论、有很多价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毛泽东时代里边，我们的价值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在毛时代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是相信共产主义这样一套理念、这样一套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整个价值开始实现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上面用了一个词语是马克思韦伯这样一个词语叫做“去媚”这样一个词语，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因为对西方来讲因为西方现代化有一个叫世俗化的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神圣的东西，原来神圣的东西就消减了，我们都知道西方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中世纪，中世纪里边在意大利有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梵蒂冈一个罗马教廷，当时在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罗马教廷对西欧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当时的国王要听命于罗马教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在一千多年中世纪这样一个时间里面，罗马教廷，基督教对西欧大陆的控制是空前的，可能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中世纪可能都跟黑暗、封建、愚昧等等结合起来，可能有这样的观点，事实上也有的人认为，中世纪恰恰相反，如果说有的人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讲中世纪是光明的。因为正是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光的照耀，因为当时有上帝在上帝的照耀之下，有神的照耀，可能就意味着在中世纪的时候，世界是光明的，那么在中世纪之后，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帝、神学受到批判，那么在上帝死了之后，世界西欧大陆有可能上升了神光的照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中世纪之后人类可能恰恰是坠入到黑暗这样的时代里面。对于西方来讲，西方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走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批判上帝、批判宗教来走向一个城市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治制度等等，都是在批判宗教这样一个纬度之下来兴起的。 比如说我们的法律里边有一个原则叫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时候，这样的原则是没有的，这样的原则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原则统治世界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过渡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历史逻辑，也就是说上帝不断的隐退，法律才不断的得以出场这样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来讲，在一个世俗化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自然法的光环就逐步的退却了，取而代之导致法律合法性本身，政治合法性本身都有问题，原来的法律跟政治都是从上帝、从宗教那里来获得一种合法性论证，那么在上帝和宗教死了之后，西方的法律和西方的政治都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美国有一个法学家叫伯尔曼，伯尔曼写了一本书《法律与革命》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法律与革命，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西方法律跟西方宗教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这是伯尔曼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我看来，在我们中国我们的传统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里边，说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要说服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