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回到文化上，我觉得其实孩子有努力的潜能的，就是说中国真的不是铁板一块，你到南方到西南西北，你凑近看这种文化传统聚集的方式，实际上是多样化的，和他的地形生态，他们都是很多样化的，我们在做设计和规划研究的时候，其实以这个资本的投资方式，一下子过去就抹平了，这方面研究不够，建筑师这方面的探索也不够，而且速度太快，这样带来了一些东西，你说的比较悲切的是，一旦形成军事化的东西，像请服务员都是非常难的，再过50年想再重新寻找文化的脉络都很难，到成都这种地方，你哪能看到是古城的一种面貌，只能到青阳宫里面去看几个小片段。 我觉得北京也是的，北京没有故宫和几个公园的话，已经没有古城的面貌和格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建筑还能不能承担文化的史书，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推回去，建筑师还有没有能力再重新读解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创造这种转化出来现代建筑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仍然应该进一步来做的，不是研究中国建筑师其实是有这个意图的，但是给打断的。 我最近在看一个文章，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现代的，就像以现代的结构理性的框架结构，工农主义来重组中国建筑史，他期待中国的古建筑文化能够挥发出中国的现代建筑，但是这个到后来，整个项目打断了，当然现在可以说它这个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建筑是一个。他没有说中国建筑可以是无数个，可以是西南的、东南的、东北、西北的、新疆的等等，如果这样的话，一旦这种文化事业打开的话，我认为潜力是很多的。

提问：我在演讲中听到你在八十年代在重庆建筑学院学习是吗？ 老师：对。 提问：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最近这几年我发现身边的同学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重庆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听了你的分享，他觉得重庆现在修得像纽约和香港，我作为一个重庆人，不是建筑这方面的，我只能作为一个市民我提一点我自己的感受，从小到大我的记忆在不断地被摧毁，我小学上学每天放学走的那条路，修得不成样子了，我每天回奶奶家走的那条巷子也被摧毁了，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就在想，能否我们建一个城市，虽然那些吊脚楼很老，房子也很老，但是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或者城市规划就是把他们全部摧毁吗？100年后的重庆市民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现在修的这些所谓的很自豪的建筑。所以我想请朱老师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点看法？ 老师：我简单说一下，重庆之所以遭遇那么多意外，经历抗洪打黑上面，搞了个政绩工程，还有重庆的建筑师分子完全不起到任何作用，比如修沿嘉陵江高架高速公路，眼看就要冲过瓷器口，几千年的小镇就会匍匐在高架高速公路上，还好有几个专家抗议，嘎然而止，在那个端口修了一个小亭子，让高速公路拐过去，那是最讽刺的一个图片，你到重庆看，几千年的码头，一方面因为旅游开发变得特别庸俗的商业化，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怪兽在空中指着，他那一个小亭子可怜巴巴在那儿，这个城市如果这么糟是因为官员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城市这么糟糕是因为当地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实在太糟糕了，而且外国的建筑师在那儿也没有做好，两江汇聚中心的歌剧院搞了一个大装甲车一样的，那么秀丽的两江的风景都给破坏了，更荒谬的是我听说参与这个工程的包工的设计的一半人给抓起来了，因为薄熙来，你看到整个的操作从政治上、文化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腐败。 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存在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拆了村庄把农民赶上楼，第二个就是对村落比如说有几百年或者几十年的老村落，直接被毁掉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拆了真的再建假的这种状态，你对这种把农民赶上楼您是怎么看待的？ 老师：这个问题都特别复杂，重庆有重庆的做法，成都有成都的做法，这两个城市是最先作为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实验的两个城市，我认为真的是中国历史的机会，他们能做好的话其他地方是可以借鉴的，历史的契机就是汶川大地震以后，就加速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本来申请了几年的成都到都江堰的轻轨都没有批，地震过后几个月，铁道部就批了，而且是重铁不是轻轨，修到都江堰，以后一直修到九寨沟串起来，而且成都确实有田园地形和文化传统，如何协调一个大城市的集中，为整合下面的农村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讽刺的是一个好事很容易扭曲成另外一个坏事，比如说地震带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无形中的免费拆迁，本来是没有地产的，还好歹有一个物业和房产，房子一下子跨掉了就没有拆迁费用了，政府的规划师一夜之间就搞成一个文化产业园，农民就会到一个新的安置的房子里，这个加速城乡一体化，原来的社会矛盾没解决的，是因为政治政策和很多遗留的产业问题解决不了，在震后重建中，对比度一加大其实更凸显了，而重建的速度又加快了，各方面传媒的监督力量又不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的来实验来细心的做重建和城乡统筹的路子，其实在风俗的重复以前的拆迁的不公，征地的不公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些政策性的意见，我建议大家去看马上要开工的成都的双年展，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是我觉得他的意向是挺好，田园城市，他的主题是放在成都，因为成都不管中心多少个，周围的都江堰、水网、农田和竹林这种传统聚集的方式，就在小河那儿一户人在河边控制他的农田，逐渐形成这个，这种生活模式跟现代的大城市和二级的城市如何聚集，我觉得成都人特别有希望。 我觉得双边展这个选题也很好，我很期待想看看有什么有意义的借鉴，你说重庆的问题就是因为重庆行政区一扩把周边农村全部变成城市了，特别容易把农田变成建设用地，把农民搞到高楼里面，文化是其中一个环节，如何还能世代的居住，就是如何满足了高层里面的集中，在他们头脑里面不是的，实际上是转换土地资源，集中密度，搞建设，我觉得面对巨大的操作问题，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反思这个层面，巨大的政策和操作问题，同时建筑师、规划师我觉得要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怎么去面对，我个人没有任何的可以解答的线索。 提问：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刚刚假如说社会的城市化和公民的社会话，我想就公民的社会化给我们具体的阐述下。 回答：公民的社会化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北京的策展人和批评家石建先生给谢英俊过去的十年的实践做了一个展览叫“人民的建筑”，很多人反对，他说人民在中国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词，很多人认为公民建筑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民是在当代中国建筑史里是政治意义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像北京胡同和上海的弄堂这种地方，政府现在是有所保护了，但是我发现现在保护都是局限于在旅游业方面，现在形成了一个旅游这个角度看起来，是非常希望回到房子里面，但是可能从居住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使用状态非常不好，生活质量非常的差，我想请问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讲，像这样的现象，现在的有没有对这些居住者有所关怀，谢谢。 老师：通常就是生活设施落实，但是这个是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了，其实真正很关键的问题就回到刚才说的，一个小区不管他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多高，这个原住民是不是整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中心的一部分，如果这批人移走的话，这个房子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死掉的古董来看，但是现在实际的操作是什么，政府不是我们想象的审美上一塌糊涂，他们懂，为什么要把它一片全部拆掉，是因为只有拆掉这个产权才能转移成开发商手来，原住民才能搬走，他们要重建，北京我觉得梁思成那个时代是觉得这个政府真的不懂四合院和城市古都的价值，现在是真的懂了，但是懂是意识到如何把它转化成商业价值，拆完了之后重返古的东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四合院及其的权贵化，我不太了解，在北京你可以几千万买一套四合院全拆掉，修地下四层，游泳池酒窖车库，修完了以后地面再恢复，这几千万的四合院，恢复起来挺像样子的，这可能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韩国的建筑师承孝相在做大栅栏豪宅的四合院的设计，在香港大学演讲，他的题目竟然用了文化的痕迹，就讲大栅栏那边一些留下来的，一个隐蔽一个水井，一个石碾子多么有意义，代表过去的记忆啊什么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书法人留在当地上一些一笔一划，我在那问他，那一笔一划的主人去哪儿了，你画这个书画的主人都没有，有什么意义了，那些片断成了富豪家里的摆设而已。 还有前门的商业街，你最后变成一个返古主题的公园式的东西，跟原来的老百姓的生活的形态完全没有关系，我认为这个现代的新的悲剧是政府太懂这个价值了，但是通过拆迁操作把产权转移了以后，变成一个商业的文化直接走向商业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