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非常荣幸得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的邀请，当然主持人和我们主办者给我表彰，给我鼓励，但是实际上我既没有演讲魅力，而且我也不是经济学专家，我主要是做政治学和行政学。 我的演讲正好是接着我们石院士（音）的科学分析来做一个政策分析。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一般政策分析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烦，因为它有两个嫌疑，说过头是批评政府，说不到位是为政府辩护，两者现在都不讨好。 但是对于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来讲，确实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就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石院士刚刚指出的我们生物性能源有如此好的发展前景，有如此重要的发展理由，有如此雄厚的资源积累。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呢？不是说没有原材料，不是说没有发展空间，不是说没有经济产出，而是说没有产业政策，没有这样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对于能源问题的认识与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究竟有什么样不足，以至于使我们在政策上做出跟进性反应，如此释怀。因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也是迅速的进入了汽车社会，刚才我们石院士特别的强调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但是起码中国从中小城市开始，我们也进入了车轮上的时代，一出北京城我们就知道，我今天打车过来，我的学生和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在门口等了我老半天，本来十五分钟可以到达，但是结果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一些状态是怎么出现的呢？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哪？在我们国家迅速进入汽车社会的时候，能源已经变成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国家习惯于挣快钱，所以需要研究，需要重视，需要小规模生产，再到规模化生产的新能源，不仅对政府的吸引力非常小，对于产业的吸引力也不大，而对公众的适应力来讲，严格来说就是“讨厌”，因为中国公众被称为世界上最“急躁的公众”。 我们短信收到过这样的说法，每天晚上七点钟只要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们就会觉得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生活无比幸福和浪漫。但是只要看微博，我们就知道中国片地狼烟，四处烽火、危机重重。因此在国家迅速发展的当头，我们的政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分裂。因为我们究竟在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强调中国确实有非常巨大的发展前景，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成就。三十年我们GDP一百多位之后，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虽然相对较低，但是相对三十年前，像我这一代人还不敢跟石院士他们比，我60后出生，在我们那个匮乏时代出生的人来讲，我们的体会绝对叫做改天换地。 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成了发展的瓶颈期，也许十年前我们的江总书记不会考虑到能源问题对中国发展有如此重大的制约作用，因为到今天不仅是我们获取能源困难，大家知道我们能源总供给量，起码从发电来讲，85%是由煤炭燃烧产出的能量。 煤炭是不可再生性能源，而我们知道最北端的东北作为产煤基地，比如说像抚顺已经成为没有能源产业支撑的，需要再工业化的城市，原来抚顺的煤炭产业四十万工人在这个产业链上直接工作，整个抚顺市都是围绕煤炭进行相关产业的，但是现在无煤可挖。 我自己大学毕业，也在四川一个重要的能源城市工作，大家也许都清楚叫四川攀枝花市，现在GDP位居四川第二位。主要靠煤炭、钢铁这些夕阳产业。当年攀枝花的宝鼎煤矿是炼钒钛钢铁，大家知道这个钒钛的钢和铁是我们航空航天工业必须要使用的稀有金属，而攀枝花市钒占世界总储量是58%，钛占世界总储量的63%。而练钒钛合金刚，需要的能源的就是宝鼎煤矿来供给，它的煤炭实在是太优质，而其他地方的煤炭是不足以提炼钒钛的。 宝鼎煤矿的规模开采量是七十年，但是1970年代后规模化开发以后，到8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大干快上，宝鼎煤矿的七十年工业规模开发，仅仅三十八年就没有开采价值了。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产业政策，对于我们仅有的一些有限能源，我们在讹诈性的使用，那个产值当然是迅速增加。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使用，这些能源的极端浪费，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说是我们工业能源持续发展的危机，而付出的环境代价和未来国家发展的安全性，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因为在国家持续发展的三十年这样一个当头，三重问题围绕着能源产业，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第一我们确确实实已经进入了能源危机状态，什么能源危机状态，一方面是指我们的能源供给量及其结构出现了重大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能源产出能力和供给能力出现严重的障碍，因为我们中国是穷的时候装孙子，开始富的时候当爷爷，国家还没有正式崛起，我们就四处在讲国家已经崛起了。所以结果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已经正式结成了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而在朝鲜最近大家知道，金正恩刚刚接班二十八岁，今天雅虎网上大家可以看到，朝鲜已经产生内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中国是担保不了的，尽管是我们战略缓冲地带。 在唯一一个亚洲的可靠盟友作为战略缓冲带丧失，对于我们的包围而形成的整个对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当然包括能源安全，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总参谋长，我们的外交部长，我们的国防部长，在访美和美国高层人士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不得不再次提出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的权威，我们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位知道按外交术语来讲这叫“低调表态”，为什么？因为中国此前三年太高调了，尤其是08年到2010年，一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周期性危机，因为我们中国一个天才，就是能够把这个周期人为的扭转而拒绝掉，所以三十年我们没有遭遇周期。但是没有料到西方的金融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以后，我们的对外出口将造到严重的危害，因为我们也将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不敢说危机。 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欧美国家对我们进行包围，而我们自身的新能源产出和生产不足，能源使用方式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也需要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所以大家知道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迟召开一个多月，这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稳中求进，就表明我们遭遇到重大难题，以往要不是稳住，去年我们GDP一定要稳住8%增长率，没有说稳中求进。为什么说要稳中求进呢？一方面我们经济下滑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不稳，一切为经济发展所掩盖着的问题统统暴露而出，比如说各位研究生同学马上要毕业，就业就会存在严重的问题。 美国一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高大12%，全美国抗议游行示威，而奥巴马总统想加强政治调控，美国人游行示威打的话像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奥巴马，所以它也遭遇非常大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国际上我们的挑衅姿态必须要收敛，而国内的粗放发展必须要转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石院士提的宝贵的数据，尤其提供的政策建议，对中央的决策高层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个，我们说中国为什么面临能源问题如此巨大的考验，那就是我们环境破坏实在是由于传统的使用，已经走到我们人生存下来忍无可忍的地步。最近我们关于环境保护的一个PM2.5值的争端，这是各位同学最熟悉的，上个月我跟北京市环保局明星局长杜少中做过一次谈心，经济形势，经济周期的一个专题节目。我们中央和地方当局为什么以往拒绝公布PM2.5值，因为PM2.5值一方面不是我们公布的环境数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监控，我们监控一般说PM2.5值就是七十到八十，一般是六十，但是美国大使馆的人搞坏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的阴谋。因为美国的大使馆，尤其是大使到中国来了以后，受不了我们北京的空气，又信不过我们的官方数据，说他们自己搞设备来监控北京的PM2.5值，达到了三百六十五，你说多少倍？结果我们北京市环保局非常愤怒，对我们房地产商潘石屹公布的数据也非常的愤怒，因为潘石屹每天就在自己微博上转发美国大使馆的PM2.5值。结果杜少中就约潘石屹到北京环保局去聊天，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杜少中局长特别的强调，公布不公布PM2.5值，还是按照现在的管理公布PM10值，这不是我们这种部门能够决定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央高层决定的，这个时候潘石屹在《新京报》上公开表示他理解环保局的困难。所以国家走到这个地步，环境污染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国家环保部明星副部长潘岳说法，我们三十年的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八百年。黄河最厉害的地方城市断流三百二十三天。在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下，如果我们还是用污染性能源，我们国家的发展难以为继，本来发展是为了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有幸福感的生活，结果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按照中国医学会的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家呼吸病，医学专家钟南山的说法，大城市中国的男性五十岁以上，肺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