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9年中，这个29年中间除了前七年犯的错误，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之外，后面在22年呢确实都有错误，但是都是探索中发生的错误，那么这22年中间发生的这些错误，这些失误，它主要的，如果要提纲携领的来说，大的又是两次大的失误。第一个就是经济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求存的这样一个错误，主要是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次呢就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这29年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中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尤其巨大，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作出了这样的估价，文化大革命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5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新中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合，在这期间有五年经济增长没有超过4%，其中有三年是负增长，这三年就是1967年是负增长5.7%，1968年负增长4.1%，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以后的开始的那两年，那个时候呢全国最乱，所以生产受到的严重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一年，越是粉碎之前，四人帮的这个倒行意识就越是严重，所以这一年也是负增长1.6%，所以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全国就共损失工业总产值1千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而我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这十几年时间正是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许多方面与国际的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的拉开了。 根据统计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之增长124%，日本增长了345%，法国增长了212%而中国仅仅增长57.6%，据世界银行报告，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还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差不多是这个1/20，而1980年下降到了2.5%就是占1/40，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还相当，而1980年只占到日本的1/4，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我国是相差无几的，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却成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千美元以上，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1980年我国人均的国民收入还只有843块钱人民币，只相当于100美元，只相当于日本的1/50，落在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以下的世界贫穷国家的行列。很显然中日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扩大就发生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时间，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的指出，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的太大了，这十多年这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的，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的，而是按天来计算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却在以主要精力来抓文化大革命，差距的拉大就是必然的，因此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此间发生的一系列失误我国的各项事业肯定会发展的更快更好。这里说了那么多数字，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听着有一点模糊，就前面不是说29年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同期相比也毫不逊色吗，这里怎么又那么逊色了呢，这个是不矛盾的，因为是说的两个时间概念，从29年来看我们和他们相比仍然不逊色，但这十年间拉大了差距，如果没有这十年拉大差距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国力会强盛很多，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会好的多，快得多，所以这是不矛盾的。就是因为后面这十年进一步把差距拉大了。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第一点。就是说这个错误是确实存在，主要有两大错误，如果说到了这个错误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只能说是一部分后果，至于这两个错误本身是怎样，大家看了二卷就知道了这个我不能够占用更多的这个时间。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发生失误和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领导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奇迹的党，在领导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误和曲折呢，这其中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我们在分析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时候，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是既要看到形势复杂多变，不容易正确把握等客观原因，又要看到我们党缺乏经验，认识和举措适当等主观原因。我们不能只强调主观原因，这会导致对前人的苛求，不利于公正的评价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只强调客观原因，这会导致无原则的原谅，不利于从历史教训中，不利于从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既要看到客观原因，也要看到主观原因。下面呢我着重分析党执政以后面临的五个突出问题，看看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多么复杂，而我们党在主观上又有哪些不当之处，主客观原因是怎样的相互交织和共同发挥作用的，从而导致了错误的一再发生和发展的供大家参考。我选五个问题来分析。

一是在两级对立的冷战格局和冷战环境中，在两级对立的冷战格局和冷战环境中，如何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并作出正确抉择的问题。如何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并作出正确抉择的问题。新中国一成立就处于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冷战环境之中，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对刚刚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怎样正确的估计战争危险及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在当时显得十分的现实，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就长期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不得不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交手，在这以后美国又长期的插手中国内政，支持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让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1962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趁我经济出现困难，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在东南沿海实施骚扰。此外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进一步把侵略越南的战火从南方烧到了北方，对我国的南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到了1965年的一年，每美国国防部长麦可拉马拉在讲话中直言不讳的说，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从刚刚解放一直到1965年这里就没有中断过。美国对中国的欺负，挑衅、诬蔑和封锁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而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本来我们要依靠的苏联这个也出现了变化，中苏矛盾激化，中国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的压力，在中苏两国的交往中，苏联的大国主义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958年，苏联提出了关于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建议，被我方严正拒绝，在这以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不顺从就日益的不满了，他们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6月在1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攻击，接着又把两党的分析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片面的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的设备。随后两国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激烈争论也就随之展开了，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的冲突也就逐渐的增多。苏联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绑架中国边民，策划暴乱事件，组绕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制造流血事件。所以以美苏两个大国为主的冷战环境对当时的中国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如何来估计战争的危险的确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前后我国已被迫进行过，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等，这些局部的战争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到了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第一次提到了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6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又再次提出了新的战略防御设想，这个设想的要点是这样的，敌人到处可来，应该处处备战，提高警惕。 根据敌人的来势以决定主攻、驻防的方向，他说准备好了也可能不来，准备不好就会来，来就会打烂坛坛罐罐，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担忧和告诫没有道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战争准备的认识和相关工作已经为国家极端重要的考虑。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已经进入到中央的预想，这个预想后来又延续了十多年。 应该说，在60年代国际冷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背景下，以高度警惕和充分准备来保障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有备而无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作出的反应。但是如果对战争到来的危险估计的过于严重也会形成政治上一系列难于估量的影响，特别是迫使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服从于战备地位上，同时战争准备也明显的强化了国内政治领域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这也是导致左的错误在一个较长阶段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既影响了经济建设，也影响到政治领域，这就是对战争的一种估计的过于严重，第二，怎样准确的估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在当时颇为重要。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工会运动，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相互激荡魏巍壮观，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新途径不仅在我们国内，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都引起了对社会前途和发展命运的一些新的猜想。1963年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威廉曼彻斯特，他有一本书叫《光荣的梦想》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到，1965年的夏季美国的种族骚乱再次高涨，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毛泽东同志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指出，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危机的这么一个印象，这也使得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突破非常乐观，这就得出了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