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他毕竟只是少数，由于波匈事件的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的掌握，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个也和国际环境有关。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和国际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第二呢，第二个问题，一共五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在革命和建设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形势的发展之快，形势的发展之好，都大大的超过了原来的预料，原来预计时间很长的解放战争，提前取得了胜利，原来预计很复杂，很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时期内也得以完成，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在取得一连串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对于发展阶段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对于自身力量的这种错误的估计，就直接导致了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问题的出现。所以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在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这样的目标，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冒进的口号，比如，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流传，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的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了客观事业的发展规律。 这是第二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怎么来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这个问题很现实。第三是把，在把社会主义的成功的有理想变成现实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怎么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但是要实现这种结合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竭力探索的过程，不能不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探索过程，探索刚刚开始，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就容易被直接的运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比方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设想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消灭的剥削和压迫，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设想，结合中国古代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提出了某种具有空想社会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看，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广州期间和刘少奇、陆定一等同志在议论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市场，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想法相当程度的带有理想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经过一些人的引用迅速的传播开来，于是一些地方就闻风而动，开始试办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随后大量新办的人民公社曾经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在全国搞了25年，直到20世纪的八十年代才被废除。

　 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等经典作家他不可能为100多年以后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些设想个具体的推断，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是我们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误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这是第三。第四，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在和平建设时期正确的应对这些经验所带来的历史惯性问题，就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在和平建设时期来正确的应对这些经验所带来的历史惯性，这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曾经的深刻的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沉积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的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经典论断告诉我们，历史的惯性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可能成为有利因素，也可能成为不利因素，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其中有些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那就是长期管用的。而有些经验则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比如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有用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一定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就是搞群众运动的经验对于搞经济建设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即将基本完成，党中央把注意力逐渐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但是当时就是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惯性就出来了，战争年代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就很容易被搬来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级干部对于过去的这些经验是驾轻就熟，他相信运用这些经验也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的更快更好，正是这种想法支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就迅速的展开了，这是从搞群众运动的思路出发，许多人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他们担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和偏差会影响到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把这些混乱和偏差看作是形势发展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 这样一来浮夸风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默许，历史证明这种违背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且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有一个例子就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经验，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对和平建设时期的影响，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这是第四。第五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一看，在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如何建立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个集体领导制度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起来的，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肃清的。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且使制定的制度、法律或者应有的权威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个其中不仅有领袖本人的问题，也有来自干部群众的一些因素。 近百年来，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人们深信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所有决策都是英明的，在当时是毫无疑问的，是正确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口号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对领袖的号召一呼百应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常规，党内就更是如此。薄一波同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来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毛主席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在中国国内，就是在国际上毛泽东同志也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前不久刚刚当选为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劳尔卡斯特罗，当年就曾经说过，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中国，天下无人可挡，他很了不起，美国的原国务卿，他用电磁般的冲击来形成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以后的感觉，毛泽东同志接见过的最后一位外宾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原总理本布托，他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敏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相中留下了印记。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的经典语录，几乎每条我都能背的出，他是中国人伟大的舵手，毛泽东逝世以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当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国内外的威望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原则，难以坚持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难于制止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对于邓小平同志后来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及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 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该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说了以上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里面，每个问题都有主观原因也都有客观原因，主客观原因相互交织，我没有把它们分别的加以剥离，供大家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参考。除了以上五个问题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些自然灾害也加大了这段时间的失误和曲折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而且发生频繁，除了现在火山活动所导致的灾害以外，中国除了火山现在还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比如水灾、旱灾、地震、台风、风雹、雪灾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病虫害、森林火灾等等，每年都在发生。新中国成立的29年中，自然灾害给经济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损失。而当时的中国本身就还很弱，比较重大的有1954年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现在老人一说起大水，就说1954年的大水。1959年至1961年的旱灾，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灾难，这中间1959至1961年的旱灾，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受灾面积达到了25.6亿亩，成灾面积达到了10亿亩，灾民超过了1.6亿人，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这三年粮食减产的总数中，超过1/3是天灾造成的，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在23秒钟之内，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就被夷为一片废墟，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疑似6.4万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当时就达到人民币100亿元，这些自然灾害无疑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增加了新的困难，加重了失误个曲折，造成了损失。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面，当然这个主要是客观方面的一些情况，前面说的五条，后面说了一条，五加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