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怎么来看待党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错误，第三个观点就是党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到严重曲折以后，党开始认识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的复杂，弄不好照样失败，照样死人，所以毛泽东同志他也多次进行的深刻的自我批评。这自我批评在二卷中不是主线，我在这里呢把其中的一部分集中的给大家念一念，看看毛泽东同志对待自己错误的认识他是发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政治会议上开始承认，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61年6月1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到了11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召开7千人大会，建议大家把话讲出来，让大家出气。他还提议延长会期，由参会人员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就是当时的会议的安排，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像全党说明，过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表示要承担责任，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是否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来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 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国又首先是我负责，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地带有盲目性的，而且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一生来说，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从上面引用的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是有深刻认识的，也是有改正错误的诚意的，对我们在引用了毛泽东同志怎么来认识错误以后，我们有这么一段看法，三点。

而从党中央的角度来看，针对两次大的失误，党曾经六次予以纠正，第一次是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政治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的庐山会议前期的所谓9个月纠错，第二次是1961到1965的调整，第三次是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1972年的周恩来领导的总汇，第四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所领导的各方面，许多方面的出路。第五次是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六次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终于最终战胜和克服了失误。实际上战胜自我演比战胜一般的艰难险阻更为不容易，我们党连自己的错误，失误都能主动的纠正，还会有什么别的困难不能克服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纠正失误的种种努力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的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的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我在这里第一次用党认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我引用的是党的决议的原文，就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的总结和吸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同志。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在肯定我们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的同时也应当充分的肯定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对于我们党发现错误，克服困难，纠正困难也一直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当探索中出现失误和曲折的时候，这种失误和曲折其实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损失，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总是以对党的深厚感情合和无限热爱也给予党以最深情的理解，最无私的帮助和最宝贵的支持。在6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和党一起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所以1961年初到1963年6月，2600万人民服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调整政策，从城市来到了农村，缓解了城市经济困难的压力，而对他们自身来说又增加了多少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周恩来同志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再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后1600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了农村和边疆把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不发达地区。而文革中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不仅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在支持党纠正失误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党、政府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事业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党最终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总结这29年成就的时候，应当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贡献，我们在分析这29年失误的纠正困难的克服的时候，同样不应该忘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简单再点一下就是党史二卷是一部赋有新意的党史基本书。创新是一部著作成功的重要表征，党史二卷作为一部反应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著作，所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比较规范和成熟，但是这本书的许多方面，它是有新意的。我们说党史二卷的新意至少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第一它归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历史分析体系，归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历史分析体系，由于认识不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党的历史阶段的划分的认识在党史学界并不统一，而且各有各的道理，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采用的是四分法，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七年，十年，十年和两年，这个分析法符合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它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将所谓的前三后四分析合并为一个阶段，也就是将新中国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贯通起来划分为一个阶段，就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做这样的划分主要考虑是前三后四的分析法并不能全面反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期结束，整个七年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便在头三年的经济恢复中，党的工作的主要方向也是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各方面不断地迅速的增长起来，因此将这七年确定为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再划分为两个阶段是符合这段历史的本质和基本趋向。 从党史二卷的宏观布置来看，前三后四的分析它的划分界限也不如后面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那么鲜明，而且只有把这七年合并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才具备与后三个阶段相称的地位和分量，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把八大是放在前七年，还是放在第一个十年的问题，这部书呢是放在第二个十年阶段，因为在八大上面已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就它既可以放前，也可以放后。第三就是将1976年到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这两年放在哪里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二卷也可以放在第三卷的开头，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考虑到第二卷这个后面需要扬起来，使人们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的前景所以把这个放在了第二卷的结尾，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给人以信心。这是历史分析问题，第二呢就是着力构建了反映新中国29年，党史全貌的框架结构。什么意思，就是说过去的党史著作很多侧重于写党内的路线斗争，二这部党史二卷，它不仅仅是写了党内的一些情况，而且主要的写了三个方面的历史，一个就是党的奋斗史，第二一个党的理论探索史，第三一个就是党的自身建设史，这样一来它就比较全面的反应了党的历史，从而反应了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这是第二。第三，大量运用了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多学科研究的成果，这里面我举几个数字，从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