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注现实社会中依法治理的一些社会现象 1、关注国情 第一点中国的国情，现在要城市化，中国究竟是农业国还是城市化了，以前一直讲我国是农业国，今天要城市化。这两种性质不一样，确立的治理方式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定位要清楚。 第二点中国是人际社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法治的难度非常大。遇到法律的事，一定是找关系托人，不会翻看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第三点中国的法治时间短，人治历史长，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对后代的影响很深，武汉大学一女生考到香港当博士，她担心有一门课考试过不了，就跟老师打电话，请老师帮一帮他，按照潜规则给老师信箱放了两万块钱。在中国从小看的父母都是这么做的，社会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老师把她告到法院，她忘记了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虽然一国但是两治。所以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对后代都有影响，最终违法了。 第四点法治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能因为法治非常美好就急于求成，但是也不能说早着呢，这一代都得增砖添瓦，否则路程永远接不上，这是第一个国情的问题。 2、司法机关要注意依法办事 举一个北京的例子，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除了三条或者四条正常的行车带，旁边都有紧急停车带，在紧急停车带上经常有军车在跑，或是武警的车，或是公安的车。老百姓想他们是特权，尤其是有一些车后面还背着两行字，“树军车良好形象，做遵章守纪模范”。警察纠正违章，开着摩托车在自行车道上逆行，纠正违章也不能带头先违法。这些现象很多，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不以为然，警车闪着灯是不是执行公务，还是有饭局，为什么都不让，这种现象怎么形成的？警车拉警笛闪警灯，一定是有急事，大家应该都让一让，为什么都不让？国外有现象令人感受很深，街上警车闪警灯警笛一天大概最多见过两次，也是国家的首都。但是三、五分钟一个救护车，拉着警报所有车都让。看那种状况，就感觉我国警车街上挺多，救护车不如国外多。例如村民老百姓问警察你们凭什么抓人，手续也没有就抓人，警察说难道抓人还需要手续吗。类似这样的事一定不能说穿了警服开着警车就是凭据，还要盖章，纸上写清楚原因，人押到哪儿了，抓走了要通知家属，要依法办事，否则执行得再对但没有按照法定程序。 3、警惕以个种特权思想对法治的破坏。 北京街上探头非常多，违章的警车罚款了没有，应该给老百姓公布，就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也是特权，例如军车，警车这种特权要警惕，这些做法对法治是一种破坏。例如毛泽东曾经说“工业学大寨，全国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而警车在应急道上跑就不好解释了。 4、关注社会上一些与法治不合拍的做法对民众的引导。 深圳机场有一女清洁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拣了一个纸盒子，里面装了一盒金首饰，当时拿回家，案发后，警察把金首饰收走了，一开始说是盗窃罪，羁押一年以后检察院说不构成盗窃罪，构成侵占罪，后面又补充一句，侵占罪是自述案件，要被害人起诉。结果被害人说从来没有想着起诉谁，只是想着把自己东西拿回来就完了。检察院盗窃罪不够，就应该放人，至于是不是侵占罪，是不是应该起诉，这不需要启发。实际的主导思想是一定要治罪，这种理念已经形成了。广东有一个许霆的案件，在取款机上取钱，取少出的多，出一千块钱只扣一块钱，自己卡上大概170多块钱，取了17万，案发后按盗窃金融机构罪判无期，网民反对，改判五年，网民又反对，事根本没有变，从无期到五年，标准何在。这根本不涉及犯罪的事，就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但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形成，这些不合拍的做法对民众的引导很重要，因为民众看到这样的事就知道以后怎么办了。 5、要注意从现政上解决现有体制的问题。 例如今天地方财政，土地财政的问题，地方财政主要就是卖地，类似这样的问题从宪法宪政怎么解决，再例如就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间有的领导干部就问，我是主管市里法治的副市长，其中公安就归我管，现在公安局长是常委，应该我领导他还是他领导我。体制的问题已经违反了宪政，这些问题要注意，从宪政的体制上来解决。 6、依法治理要有一定的阵地和场所。 这方面的阵地和场所现在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利用充分，或者说有一些地方提供充分，例如北京某个很有影响的报社，每天大版面的报纸多的时候一天出100版，小报一天出七八十版很正常。大报多的时候一天出100版，少的时候也出十几版，每天必有四版是介绍体育文艺界明星的事，谁和谁好了，谁和谁结婚了，谁生孩子等等都在上面报道，没有见过报纸用一版每天固定刊登法治相关的东西，还有常识、典型的案例、历史上的典故，这些要有一定的阵地，登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渐渐的就对这些感兴趣了。否则只是在固定的场所，就很有限。充分发挥大众容易接受、容易看到的媒体，这些阵地和场所的作用。

下面除了讲到严格对违法行为、毫无例外的处罚、第六和第七加强监督的问题以外，前面五点都是讲的要防患于未然，中心的意思是依法治理，不是最后要怎么处罚，依法治理做的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出现违法行为是最好的。历史上有一个名医叫扁鹊，扁鹊看病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看病非常好，皇帝就问他，“你们兄弟三人看病到底谁看的好”。扁鹊说“实际看病大哥看的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皇帝说“你最差怎么老百姓都知道你，不知道你大哥二哥”，他说“大哥看病一般病刚有苗头就发现，所以还没有发就治了，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已经把根去了。二哥一般是病刚发，他就给治了，所以老百姓认为他只会看小病不会看大病。我是病已经发的很厉害了，我才会看，所以我看病实际上是最差的”。这个道理是要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好的。 所以总的意思： 第一个，要提高公民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只认钱。今天社会市场经济固然好，但是价值观如果成这样，就有一些不正常。 第二个，创造公民学法守法和用法的环境。今天这样的环境从官方，从国家主体来讲，创造的还不够好。例如学法的环境在哪儿，居委会墙报，有多少学法内容，是不是愿意看，所以国家政府要在这方面多想，怎么样让他自觉自愿的去学。没有事穿一身红衣服到公园里面跳舞，不看学法内容，没有用，要把身体练好了多活几年，老人活的长是对的，但是从依法治理的角度，那是全体公民的事，老太太如果穿的比年轻人还鲜艳了，就有点不正常了。从这个角度能不能拿出一点精力学学法，要愿意去。愿意去公园是因为有人聊天，有人在一起同病相怜，能交流在一起。这个地方给几份报纸都没有人看。要提供学的环境。 第三个，普及公民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政府、国家要普及这种意识。例如开某种课，要求开法学的课，在有一些公民里面，它不是说学一次就完了，法律在不断的更新变化的。我觉得这一方面没有场所，也没有这个普及这种意识的做法，就是一般颁布法律，一个法颁布了，涉及哪个机关哪个机关学，不涉及都没有学，举个例子刑事诉讼法3月份公布了，2013年1月1日执行，公检法忙的不亦乐乎在学，政府应该让老百姓自觉的学这种东西，不光是为自己，还要为别人，这个场合现在没有。 第四个，要在预防违法犯罪上下工夫。就是防患于未然，前面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心的意思要注意，依法治理的重点要放在预防违法犯罪上，而不是制裁违法犯罪上，预防是目的，制裁是手段，这个一定要清楚，别颠倒了。 第五个，党政军机关要做带头守法的模范。例如部队军车要有军车的样子，警车要有警车的样子，警车不挂牌子在车上跑，但老百姓都得挂着牌子，这就不好，所以说自己要起到模范作用。 第六个，严格对违法行为毫无例外的处罚。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觉，对于违法的事总觉得违法了就制裁，制裁越严厉越好。其实对违法行为不在于制裁得多严厉，他的核心在于所有违法的人毫无例外都要受到追究，关键都要受到追究，不在于重。 最后一点要加强立法行政司法这方面的监督。目前的监督应该说很多，但是监督到位不到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举一个例子，目前监督机构不可谓不多，但监督效果不理想。例如对中国共产党员监督的是纪检委，对公务员监督的是监察，叫监察部，现在和中纪委合属办公，但是两套牌子，一套人马。对法律监督的是人民检察院。这些机构规格都很高，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专业的监督，例如技术的监督是技术监督局，食品卫生的管理和监督是药监局，监督药品食品这样的机关。还有一些安全生产的监督，还有一些金融的监督，例如审计、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等。监督的怎么样，是不是药品安全生产监督一重视，食品监督一重视假货都没有了，人吃得放心，绝对不会有问题。实际好象越监督问题越大。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问题监督不到位，再一个就是价值观问题，市场经济不是挣钱就好，不管挣钱途径，不管安全问题。监督的问题确实要重视，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皇帝一套机构，也没有四大班子，中国因为是这种专制机构，所以监察是非常强大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应该借鉴，有所启发，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今天都学美国，美国是三权分立，我们坚决不搞分立，能学什么。所以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总结的，要反思的，那是白种人，这是黄种人，人种都不一样，在美国人看来白种人是优等，棕种人次之，黑人再次，最差的是黄种人，亚洲这些人排到最后是中国人。到美国好多卫生间用汉字写的解完手请冲洗，这反映了什么？有时候这些东西恐怕涉及到民族的尊严的问题，更何况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用的，有一些东西合理的可以借鉴，这是需要认真把握的。 就讲这样几个大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