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时候，我曾经去湛江，湛江就把我和北京的其他几个学者请到湛江去，他们响应中央号召首先从基层开始搞党务公开进行考核，并且在网上公开。那么当时的考核的干部是九位区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因为它有的是县级市，所以那些其实有的是区委书记，有的是市委书记。 我在人民网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需要增加质询环节，当时人民网的主持人就问我质询环节怎么加入？我说这个很简单。考核总有一个主持人，主持人等到干部发言完了以后干部讲完了以后，主持人就说现在开始质询，不就有了这个环节吗？所以这次湛江的考核他们看了我这个节目，他们印象很深，主持人在九位区委书记、市委书记述职述廉之后宣布现在开始继续，全场鸦雀无声。后来我们想这个事情既然是我提出来的，我就做个表率。 我当时就对其中的一位市委书记说，某某书记你讲得不错，你特别讲到去年你不仅注意到了经济建设，也注意到了政府文明建设，甚至注意到了文化体育等等。我觉得这就是科学方法观的建设，但是你刚才述职中我有一点不明我想请教，你说过你去年动迁了一个村庄。我想问你动迁这个村庄之前你进行过听政没有？他一下子慌了，闻故左右而言他，很显然没有经过听政。湛江纪委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还增加了以往没有的环节就是当场由纪委委员们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到后台统计票数以后当场宣布他的得票。这一天的考核的结果就是刚才我质询的那个官员没有通过，当时那个官员跟我说，他说他出来的时候他很尴尬，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一样的。他出来跟我说林教授我们没有必要进行听政，因为大家都同意。我说那就是你的错误了，你以为听政是听多数人的意见，不对。听政主要听少数人的意见，群发事件都是由少数人挑起的，唯有知道了少数人在想什么，反对的意见来自何方？我们就能把许多的工作前设就能预防在先。后来他出来的时候，我忘了他姓什么，比如他说姓王。出来以后很多的领导干部，其他的几位市委书记就说老王，你怎么不经过听政，在我们那里这道程序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质询暴露了他缺乏民主作风，所以这天他不及格。 所以我当时在会上的时候，后来第二天我就说了我们老以为民可覆舟害怕民众，不要害怕民众，我们要能正视民众。民不可以覆舟，而且还可以载舟，民可载舟。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干部应该学会的执政能力。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民可载舟》专门写了九大制度，以及这九大制度进行的设计，并让我的博士生们调查研究就是去考察。这九大制度在全国实现了没有？哪个地方已经实行了，所以这个是年终考核制度存在的缺陷需要完善，一定要增加一个质询环节。 第二个环节就是公示环节。我们现在投票之后我们不知道这个干部最后得分多少，对于一些连年被群众打为不合格，定为不合格的官员有关方面应该出来进行一个解释。这些年年不合格的官员为什么还在台上，应该对这种现象做一个解释。应该对这样的官员进行一个见面谈话，这才是我们年终考核的目的。所以官员没有这两个环节，官员一点都不怕。现在官员到年终考核不当回事，这是年终考核存在的缺陷。

另外，群众很关心的就是三公问题。三公即公款消费主要是吃喝，公款旅游，公车使用。三公问题是从中纪委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一直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现在的十八大要解决的问题。十八大中纪委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三公问题都被认为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何解决？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让阳光制度抑制三公现象》。只要引进阳光制度，三光制度休矣不会再有，怎么做？ 我们先讲公款吃喝，我们可以引进这样的阳光制度。公款吃喝它肯定要报帐，那么报帐的时候需要报帐者写明参加吃饭的人员名单、提供菜谱，让大家看一看这些菜是不是有必要吃？地点、时间、人员、菜谱，这是第一个环节我们需要提供，而且把这样的一些刚才我说到的提交的这个单子公示，年底贴在财务部门公示，让大家看看都是哪些人专门参加吃喝。 第二，每次吃喝参与者必须缴纳，因为你用公款，外国人觉得很奇怪，你们外国公务员觉得你们怎么用公家的钱吃饭，他觉得这不可思议。第二我们就需要对于每次吃喝的总款、每个参加者必须缴纳吃喝的20%的费用。这样整几次就不会有人参加了，大家觉得我交一百块钱还不如自己吃，还吃得更好呢，就是要杜绝这种现象。有的人跟我说这样我们有很多活动就召开不起来了，我说为什么你的活动一定要采取用公款吃喝呢？你干脆像国外这样AA制也好或者是缴纳20%的经费。他说大家就不来了，我说对，这就对了，不来就对了，就是不能让这种现象滋生。你看新一届的这次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公款消费就是这样。国外对这些都抓得非常紧，我去年十一月份去加拿大开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开会的组织者、会议的组织者一个是我90年代就认识的朋友，他听说我到加拿大来了非常高兴。他就说他在会议结束这一天他说林喆教授来我们UBC了，我今天晚上要宴请她一下，想来参加的自愿，结果没想到到了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去了，结果他的负担就很重了嘛，满满一屋子的他请大家吃饭。他到了一个中餐馆，那天是我到加拿大吃的最好的一顿他请的。他交费的时候我很关注他付费的动作，我想看他用不用公款，他连发票都没有。那就说明他是自费的，我说我请你的林教授我自己掏钱就掏钱了。我真的很感动，我想他是会议组织者，他至少可以把这个钱在会议上报销，他没有。我还想起那天我到加拿大他们UBC的图书馆去买了很多加拿大的法律的书，买了一千加元的书。然后当时我搬不会去，太重了太多了，他就叫了会场的计程车把我一直送回我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离我那里很近，但是他没有坐这个车。驾驶员跟我说，他的齐慕师教授认为他要坐车回去是他私人行为，他不能坐这辆车。你看国外是把公和私分得非常清楚。 另外讲到公车问题。公车也是同理需要张榜就是说每个单位都有比如十几辆车、几辆车那就应该公示这些车的用途主要是什么，比如过老干部局，比如说给哪一个部，比如给哪一个系都写清楚就张贴在车队那里张贴清楚。遇到私人用车，比如说送老人到医院，哪个人病危等等或者是接送外来客人都需要开单子有领导签名，车队的领导签名到年底公示看看这些车是不是应该用？如果是用于私，那么让用车者缴纳汽油费，这是最起码的了。我看到一个材料，国外做得跟严格，加拿大一个省长他开着公车送妻子去旅游，就到旅游点了上旅游车旅游。后来他还缴纳了汽油费，但是最后以侵吞公务罪判刑。就是国外你看这么严格，你侵吞公务，你是花了汽油费，但是你耗损了车辆，公家的车。国外把这个分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我们在外国人那里，在一些发达国家那里是可以得到许多的启迪。

我们首先要养成干部不贪公的这种习惯，不要老是占便宜的想法。你有占便宜的想法，你有贪公的心理你就会失去应有的廉洁自律。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到廉洁，行为的清廉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还是有很多的事要做。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的理想、信仰在很多干部那里失去了不少，有的是需要重新建立的，有的是需要坚持。前两天，我接受了美国的一个记者的采访，他是美国基督教谏言报的记者。他首先就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跟他说在革命时期一直是这样说它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在革命时期它是一个战争队，它是一个革命党，但是我们建立政权以后我们的党就成为了领导党、执政党，但是它依然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先锋组织。他后来就问我买官卖官的问题后来跟我说到信仰，他说都说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说不。他说你是为什么入党的？我说我有30多年的党龄。我入党就是信仰，他说你们有信仰，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信仰什么？我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我就说到我小的时候我的舅妈她是一个老党员，她就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共产主义多好，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我说我从小就认为一定有这么一个社会的存在，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人人平等自由、幸福，一定有这么一个社会的存在。无论你叫它什么，叫它基督世界、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还是其他的什么，但是这个社会是一定存在的。我愿意为它而奋斗，为它的到来而奋斗终身。结果这个老人，这个老记者感动得不行。他就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人也样信仰，我说我们可有信仰，只不过有的人放弃了。我是因为信仰而入党，又是因为信仰而坚持到这里了。他说你以为靠你的一己努力能消除共产党的腐败吗？我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七八级的，到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学生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从我做起。我说我觉得这个口号特别好，我们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这个党这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以自己的行为而使得这个党队伍变得纯洁一些，从我做起，至少我不贪，至少我不腐败。我在想我们可能做不了很多，但是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后代，去影响我们周边人使得我们的党的队伍变得更为纯洁，使得我们这个党变得更为清明。 拿习近平的话说就是把老虎关进笼子里，权力是一个老虎，你搞得不好的话这个权力就会伤及人就像老虎吃人一样。我们就必须把老虎关进笼子里，让它受到拘束、受到约束、受到制约，乃至于不会泛滥成灾或者是突破了笼子伤人。有了这样的监督就能做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不敢腐的纯洁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就形成了。 下面我讲两个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财产公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看上去越反越贪、越反越腐的现象。先讲第一个问题，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一部党政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项制度从来没有发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落马的很多干部，这些干部没有一起是因为收入申报而被发现的。我们发现那些动辄上亿元贪腐数字，拥有这些数字的官员他们后来的落马都跟申报收入没关。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一直说一个观点，发现不了问题的制度一定存在着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