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反腐败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权保障。这样廉政建设、反腐败就和人权保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央反复强调关注民生，在反腐败的时候讲到要注意身边腐败的事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腐败直接伤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开展了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动作，就是说既关注高级干部的廉政自律的情况和贪腐的情况，又关注我们身边出现的腐败现象，及时地解决这些日常的身边的腐败行为。反腐败，我们过去一直是由下往上地进行，尤其在“文革”之前搞的是大民主的方式。这些年来我们采取了制度反腐的方式，我们特别强调预防，在这里我要讲一下我们中国反腐败的本质。 我国大陆的反腐败与境外、海外的反腐败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党内自清行为，清理的清，党内自清为。党管干部是我们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干部出了问题首先由党来管。这样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就成了我们反腐败的第一步就是双规，境外媒体不理解我们双规，认为这是暗箱操作。十八大之前我就接到了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的信，要求我解读一下香港人不清楚的的中国的反腐败。 第一个问题就说双规是不是中共搞的内箱操作、暗箱操作？我就跟它说了，我们的反腐败是党内自清行为，在双规期间发现有腐败犯罪行为就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惩处。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那么这种我们中国反腐败的本质就决定了中纪委在整个的反腐败的权力机构中，它的位置是最高的。 现在我来讲一下的权力机构，最高的是中纪委，它领导全党全国进行反腐败。接下来在国务院的层面上有两个机构，一个是预防腐败局，一个是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的局长是监察部的部长都是同一个人马馼，那么在预防腐败局揭牌的那一天，马馼就明确地表示“我们预防腐败局不搞个案，就是不做个案，我们主要是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研究就是腐败和反腐败的规律、特点，提供理论上的一些依据。第二个就是协调，在各类反腐败的机构中进行协调，这是预防腐败局。马馼在中纪委是副书记，这样上下关系大家看得很清楚。 在这两院，高检下边有一个反贪局，根据这些年来形成的分工，反贪局主要受理的是科处级干部的腐败犯罪行为，腐败案。而中纪委主要管的是省部厅局以上，包括省部干部的腐败案。老百姓不明白这样的一些关系，所以一些举报信都涌向中纪委，那是他们不明白，中纪委主要管的地厅干部的贪腐案。近些年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中纪委做了大量的努力。

另外从我国来看我们有五大监督体系，我们建有五大监督体系。第一是党内监督体系。党内监督的主要的主体就是它的主体就是党委会，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普通党员。这些年来，党内监督发挥得不是非常好，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普通党员发不出声音来。大家想一想，党员干部主要生活在党员群众中，党员群众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有些地方搞“一言堂”，党员干部发不出声音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年反腐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完善党内民主的原因，所以党内监督发挥得好在于党内民主监督的建成。 第二大监督体系就是党外监督。它的监督主体是各民主党派，政协。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对于民主党派和政协都有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通报制度，但要要发挥民主党派来监督执政权力，要发挥政协的作用不够。 第三是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主体主要是“两院”，即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人民法院，还有司法部门，就是以它们为代表的司法部门。这些年来，司法部门在反腐败中功不可没，在惩治腐败方面功不可没。甚至他们还提到了关于反腐败立法的作用，经过司法解释来立法。比如正哪些呢？不明财产罪、非国家人员工作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是通过司法解释而颁布的，它起到了立法的作用，弥补了我们在立法滞后的这样一种缺陷。 第四大监督体系是媒体监督。媒体监督在这两年在宣传的中央廉政建设的规定政策，在曝光腐败案件中，在追击腐败行为中功不可没。媒介以它们敏锐的目光发现着这一切腐败的情况，传递着中央的声音。现在需要的是应该尽快地制定一部新闻法，以授予媒介人士反腐败的权力，就是他们的一些应有的权力，并且保护媒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五大监督体系就是群众监督。在这些年中，群众监督这一块是发挥得最好的。我们这些年来的一大批官员的贪官的落马，一半以上都是群众举报的结果。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部举报人保护法的出台，关于举报人保护制度，这些年来我已经考虑成熟了，在媒体上我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就是要有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因为很多地方也都有了，比如像南京的纪委等都有很完整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规定建立了。 我提出的举报人保护制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举报信息明示和结果反馈制度；第二是举报人紧急避险电话提供制度；第三举报人紧急避难场所制度；第四举报人奖励制度。这样的一系列的制度，五大制度要合力产生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中纪委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合力监督叫监督的科学有效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实施纲要中曾经提出叫做以监督为保障，反腐败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监督来加以保障。

那么什么叫合力监督，什么叫有效监督呢？我想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当我们需要一项制度的时候，监督权力制度的时候，这项制度就近在手边。我们要监督这些采购员出去这些采购行为和回来的汇报情况，他们的汇报行为的时候，防范他们在外边和其他的供应商之间有猫腻行为。我们看我们早就制定了这项制度有制度在，拿来就能用，所以这是第一条。需要监督的时候发现制度就在手边拿来就能用，这是第一，就是制度规定就在手边拿来就能用，就是规定近在手边。 第二项是监督近在身边。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到南京去搞社会调查，碰上了一个我幼年的伙伴，他现在是几十万人大企业的纪委书记、监察部长、审计局长，他就身兼几任。他跟我说了这个话，他说，因为他当时跟我说“在我当纪委书记的这20年中没有一个，我手下没有一起腐败案件。”我说现在国有企业的地方那么腐败，你这不容易，你肯定很多有效的做法。他后来就笑了，他就给我介绍他的十大做法，其中有一个做法我非常欣赏。就是我在九大制度里谈到谈话制度，他也有谈话制度，他是这样谈话的。谈话制度要在上下级之间，他的谈话制度是这样的。每年我们都会任命一些新干部上岗，当这些新干部来到企业以后，我就会把他们都叫到我办公室跟做一次谈话，谈话内容如下。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岗位集团最重要的岗位，集团把你们安在这样的岗位上表明了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但是我也告诉你们一句，从今以后，你们的岗位我审计和监督的岗位。”我说你这样讲话了以后，他们以后的表现肯定好。他说太好了，怎么好怎么来，因为他时时地感到纪委书记的眼睛就盯着他的后背。 同样的做法，我再到安徽铜陵市搞调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类似的制度，我把它称为“绿灯制度”。就是他那个干部上岗以后在网上会公示照片，底下个人简历，然后在每一张照片的底下会亮着一盏绿灯，表明这个是好干部被提拔起来，这是好干部。但是随着他任期的延长，慢慢慢慢纪委就会接到的举报就表明一些干部出问题了，这时候绿灯就转为黄灯。最后问题就大了，有人来举报他有贪腐，黄灯就转为红灯，这样灯由绿转黄转红，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说这样我们这里的干部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去看看，到网上看一下的自己灯亮的是什么颜色。大家看到没有？必须让被监督者时时感到监督就在身边，这样的监督才会起作用。这两项制度我发现非常好，我刚才说的那个大企业的谈话制度和铜陵的“绿灯制度”都是一回事，就是让被监督者感到监督者近在身边。 我现在讲一下我们还有一项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相类似的也发现不了问题的一项制度，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制度。年终考核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而设立的一项制度，但是这些年来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也从来发现不了问题。也没有一个贪官因为年终考核不合格而落马，那么年终考核制度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致命缺陷呢？我说它至少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反映一个质询环节，质是质量的质，询是询问的询，质询环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干部在年终考核会上就谈在谈，谈自己一年的工作成就，就摆功劳、摆功，最后大家投票就这么简单，由于没有了质询环节就发现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