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英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找事情的，没事总是找事的。像李逵，他总是给你惹事，所以李逵这个人后来到了梁山以后，一般人绝不愿意和他一块儿出差，你跟他出差，那总是有擦不完的屁股，他总是惹事，这是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像鲁智深这样的人，他总是碰到事，本来这事跟他无关，但他总是碰着了。他在渭州酒楼喝酒，他就碰到了一对被人家欺负的父女，他从五台山到东京大相国寺去，在路途中他到了桃花村，他就碰到了桃花山上的强盗来强迫民女成亲，他总是不断地碰到事。但是鲁智深有个优点，他对于他碰到的事情，他不躲、不让、不推，他接手就把他做了。人生一世啊，你碰到的事情，命运派给你的事情，你就把它接过来，不躲、不推、不让，你就把它做了，事情做完了，你人生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说鲁智深为什么最终那么圆满，就是因为他一生里面，凡是他碰到的事情，他都把它给做了，虽然这些事情做得不一定非常完美，但是他尽心了，他尽力了，他凭良心了，所以这也是《水浒》给我们的一个人生启迪。 　　那么《水浒》里还有第三种人，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惹事的，一个是遇到事的，还有一个，第三种是最糟糕的，叫事找人的。中国有一句话，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这种倒霉蛋，梁山上有没有？有。他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林冲。 　　林冲本来是一个一点也不想惹事的人，一点也不想生事的人。他本来有一个在他看来很完满的一个生活，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贤惠的妻子，然后他自己至少有一份他自己喜欢的工作，适合他的专业，做80万禁军的教头，教头还不是一个官，但是毕竟适合他的专业，他武功很高，而且他凭着他这个武功，将来有发展的前途，他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前线一刀一枪为国立功，然后立功封赏封候，博一个封妻荫子。所以他是希望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来走下来，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每一步都明明白白，每一步都按部就班，他不想出什么意外。 　　但是我们说，人有旦夕祸福，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你想一辈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就能够做得到吗？对于林冲来说，我们说他这个祸还真的就是从天上来的，当然这个天上我们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个“天上”就是朝廷。他的祸就是从朝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说林冲之前，一定要先说一说另一个人，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林冲为什么有他的这一番命运，有他的这一番人生的磨难，这一个人就是高俅。甚至我们可以讲，高俅不光是和林冲一个人有关，和梁山的整体都有关系，此人实际上是和梁山英雄的整体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是贯穿始终的。所以我们在讲林冲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谈一谈这个高俅。 　　节目导视： 高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可以做到“太尉”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朝廷命官？高俅是不是只是一个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宋代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高俅这样一个人物呢？ 　　鲍鹏山：高俅是什么样的人呢？高俅实际上宋代有没有呢？有，宋代确实有高俅这么一个人，但是，宋代的史籍上对这个人的记载非常简略。《宋史》上很奇怪，没有他专门的传记，按说高俅在宋代的官员做得不小的，做太尉。太尉是什么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国防部长，至少是东京的京城里面的卫戍区的司令，这个官是不小的，有人说高俅是宋代的军事长官中权力最大的一个。但是非常奇怪，就这么一个人，在《宋史》上面竟然没有专传，所以这是《宋史》上很奇怪的一个事，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在正史上面看到有关高俅的记载，仅仅在《徽宗本纪》，就是宋徽宗的本纪里面有两条，其中有一条就讲到了高俅在政和七年的正月被任命为太尉，这就是正史上有关他的记载。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誉扬和褒贬，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夸奖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批评他的地方。那么这一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高俅不是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是特别臭名昭著的人物，那史传上讲到他了肯定要写上几句，但是史传上没有写。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水浒》把高俅写进来了，而且他把高俅和蔡京、童贯、杨戬这三个人放到一起，称之为四个贼臣。这四个人干什么事呢？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这个道德鉴定是太严重了。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天下给他们搞乱了，坏国，坏家，坏民，把国搞乱了，把家搞乱了，把老百姓给搞惨了。而且，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称之为宋代的六贼之一，宋代的六贼。实际上呢，《宋史》上面讲的宋代的六贼里面也没有高俅。 　　那么《水浒传》中的高俅，大概是脱胎于王明清的一本书叫《挥麈后录》，这个《挥麈后录》上面讲到了高俅是什么样的人呢？它说高俅是苏东坡的书童，苏轼的书童，跟一个大名人联在一起。既然能够跟苏轼这样的大文人做书僮，那肯定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的，所以《挥麈后录》讲到高俅“精通笔札”，非常地儒雅风流。什么叫精通笔札？那就是应用文写得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学里教的，应用文写得好。所以苏东坡很赏识他，后来因为苏东坡有个很好的朋友叫王诜，王诜是个附马，是宋

　　节目导视： 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高俅，既然有着如此之多的专长，理应是大宋王朝不可多得的人才，至少会在当时文化事业非常发达的年代有所建树才对。可为什么偏偏在后来，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祸国殃民的邪恶之徒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鲍鹏山：《水浒》下面接着写到了，他前面会了这么多，会踢球，会刺枪使棒，会相扑玩耍，会诗词歌赋，会吹弹歌舞，但是就有一样不会，哪一样不会呢？八个字：“仁义礼智，信行忠良”，这一点不会。也就是说，他可能具有很多的才艺，但是他没有品德。我们也可见得，一个人的素质，不是说你知识多了，你懂得才艺多了你素质就高了，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初中生他的知识总量比孔子还多，所以素质不在这个地方。真正的素质就是《水浒传》刚才讲的“仁义礼智”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实际上就是孟子讲的一个人应该具有“四心”，哪四心呢？“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就是“仁义礼智”，这才是一个人的素质，他高俅什么都会，他偏偏不会这一点。所以，按照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高俅，他做不了好事，他也干不了大事，他长大以后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这个词也挺有意思，什么叫“帮闲”呢？这个词好理解，根据字面我们就能够理解，就是帮别人去休闲。这个社会上总有一种人，有权，也有钱，他就要找人陪他玩儿，找人带他玩儿，找会玩的人教他玩儿。那我们看高俅会的那些正好都派上用场了。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假如高俅一生里面只能做这样的一些帮闲，他最终能够做成的事情，也不过就是豪门的一个清客，或者也就是做一个地主的狗腿子。因为你只能给别人帮闲嘛，你只能做一个豪门清客，或者你就做一个地主的狗腿子嘛，按说他就应该是这个命运。如果高俅就是这一个命运也挺好，没问题，哪怕他是个坏人，他也没有多大的能量害人，也行。但是阴差阳使，他帮闲最终帮到了那个时候时代最大的一个帮主那个地方去了。这个最大的帮主在宋代是谁呢？那当然是皇帝，帮到宋徽宗那个地方去了。宋徽宗是一个特别喜欢踢足球的人，是一个足球运动的爱好者，而高俅恰恰是一个足球健将，最终高俅帮到这个地方去了。 那你说是个足球健将，他喜欢足球没问题啊，宋徽宗成立一个足球协会让高俅来当会长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这个宋徽宗还有一个毛病，他让那些帮闲的人都来给他帮忙。帮闲的人是不能帮忙的！帮闲的人只能帮你休闲的，是不能帮你干正事的，但是宋徽宗偏偏有这毛病，他一生所用的人都是帮闲之人，然后宋徽宗都把他弄来，弄到朝廷来做大官，来帮他的忙，所以他的国家都让这一帮人越帮越忙。你看宋徽宗手下的那些人，比如蔡京，蔡京这个人我们知道，也是有专长的人，书法一流，啊“苏黄米蔡”四大家，我们后来说“苏黄米蔡”的“蔡”是蔡襄，错了，“苏黄米蔡”原来就是指蔡京，因为蔡京名声臭了，所以把他撇出了，换一个人来，实际上蔡京的书法是一流的。书法一流你让他做一个书法学会的会长就可以了嘛，不行，宋徽宗把他弄来做太师，要做大官。还有一个姓蔡的蔡攸，喜欢演小丑，你想一个人喜欢演小丑也没问题，我们现在演小丑的人也挺好，但是你就做个曲艺家不就可以了吗？可是呢，宋徽宗让他当了节度使。因此我们说宋徽宗就有这个特点，宋徽宗就有这个特点，然后高俅偏偏有这个专长，所以他就时来运转。 节目导视： 既然宋徽宗喜欢踢球，高俅也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但是此时的高俅还只是一个人见人厌的破落户，他又怎么可能会见到当朝皇帝宋徽宗呢？ 鲍鹏山：这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高俅最初给谁帮闲呢？帮一个土财主的儿子，“生铁王员外”。什么叫生铁王员外呢？“员外”我们知道是封建社会的时候，给一些在地方上有一点地位的、有一点财产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虚衔。什么叫“员外”，在员之外，就是我正当的政府的官职之外给你们一个虚衔，因为你有财产嘛，在地方上有一点影响。这个人是做生铁生意的，家里歉了不少的钱。老子会赚钱，他偏偏有一个会花钱的儿子，一个很不成气的会花钱的儿子——不会花钱也没关系啊，反正有人帮他花钱就行了，高俅这样的人就来帮他花钱，他就来教王员外的儿子怎么花钱，并且陪着他一起花钱，每日就三瓦两舍，风花雪月。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花钱最容易，那我就告诉你——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花钱最容易的朝代那就是宋代了，宋代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气息的朝代。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种的休闲方式，大家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你就可以从中看出一些，那个玩的花样太多了，休闲的花样太多了。那么高俅就在东京城里面，帮助这个生铁王员外的儿子花钱。 　　你说一个土财主能有多少钱呢？而且土财主我们一般知道都有特点，他很吝啬，他挣钱不容易，他看着他儿子这样子他能不心疼吗？他看着高俅帮着他的儿子花钱他能不心痛吗？他能不心恨吗？然后这个王员外一封状子告到了开封府，告谁呢？当然是告那个高俅啊，告高俅教唆

　　节目导视：被赶出京城的高俅，在淮西这个地方有了个落脚之处已经算是他的造化了，高俅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怎么敢妄想有朝一日还可以见到当朝皇帝？不要说是高俅，我们也无法相信就是这样一个破落之人还有可能在皇帝身边服侍。在这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鲍鹏山：三年以后，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心血来潮，干了一件事——大赦天下。这个古代的皇帝，常常在他们登极的时候、册封皇帝的时候、立太子的时候，或者要换年号的时候，他们要玩一下所谓大赦天下的把戏。这个大赦天下不是一般讲一讲的，效力是很大的，这个效力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范围很大，天下大赦，在一定的时间范围里面，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还有一个，程度深，程度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直接地取消你的犯罪记录。汉代就有这么个事情，汉桓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他和宫中的宦官关系很好，他知道过不久这个汉桓帝就要大赦天下了，然后他就叫他的儿子，你不是恨什么一个人吗，你赶紧把他杀了。他儿子很紧张，我能杀人吗？杀人不是很麻烦的吗？没事，你把他杀了，因为皇帝马上就要大赦了。张成的儿子真的把这个人杀了，杀了以后果然皇帝很快就大赦了，等于说这个人白杀了。所以我们说大赦对于罪犯真的可能是一种恩宠，但是对受害者恰恰是极不公道的事情。但统治阶级为什么喜欢这么干呢？因为他要向人民表明他们很仁慈，要宣传他们自己所谓的道德政治，所谓的德政。 　　那么宋哲宗的这一次大赦，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有没有带来好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他给一个人带来了好处，那就是高俅。高俅正好在这次大赦的范围之内，他被赦免了，他以前所有的罪证都消除了，他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回东京来了，又回来了。柳世权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刚才讲柳世权这个人名字，作者给这个人取的名字很有意思，世权，世就是世界的“世”，权就是权力的“权”，这个权力的权是个什么意思呢？权宜之计，权变，不讲原则的意思。世权，世权，实际上是作者在暗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不讲原则的人太多，苟且的人太多，权宜自保的人太多，所以才有小人成长的土壤。如果大家都有原则，那小人可能就没有成长的土壤了。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对吧，大家可能都知道这句话，我们把他作为处世的格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个处世的格言多么惨痛，多么自私。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结果是这个社会上谁吃亏呢？君子吃亏。我是君子所以你们都敢得罪我，关键的时候都敢损害我；他是小人谁都不敢惹他。所以最终的结局是，这个世界是小人总是占便宜，君子总是吃亏。那结果是谁还愿意做君子呢？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一句话？我们来往下面看，不光是柳世权要给他写这封推荐信，后面高俅所碰到的人他都有这一类的毛病。东京柳世权有一个亲戚，做生药生意的，做中药，卖药材的，给他写了一封信，让董将仕收留他。董将仕可是了解高俅这个人的啊，高俅这种人如果他是一个很忠厚的人，我就把他留在家里没问题，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破落户留在我的家里面不是把我家的子弟都带坏了吗？但是，他脑子里马上又转念一想，他既然是小人，既然是坏人，我还是不得罪的好，再加上还有我的亲戚写的一封推荐信，怎么办呢？算了，他把高俅留在家里面，而且装得特别高兴，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想了十天，终天想出一个好办法来，把他送走，把他再转推荐给别人，还给他做了一套好衣服。把他给推荐给谁了呢？推荐给所谓的小苏学士，这个小苏学士就是暗指谁啊？苏东坡。苏东坡接到了这个人以后，苏东坡脑子里也在想啊，说这么一个人怎么能在我家里待着呢？可是如果我拒绝他了，得罪这个小人也不好啊。他脑子一拍好了，对，把他送给谁呢，送给附马王诜，附马王诜喜欢这样的人。于是他又把高俅送到王诜那地方去了。 本来一个街市里头的小流氓，现在进入上层社会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柳世权也好，董将仕也好，苏东坡也好，这三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讲原则的，如果有一个人不讲权宜之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是非判断，不从个人的小算盘来打算，这个高俅都没有可能发迹。所以，高俅凭什么发迹？高俅这样的人在什么土壤下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变成国家的大祸害？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你说董将仕是不是一个好人啊？是个好人，日常生活当中他肯定是一个好长。苏东坡是不是一个好人？是好人。但是，坏人往往都是好人惯坏的，坏人往往都是好人纵容的，坏人甚至是好人培养的。高俅本来在这些关口里面，每一个关口，有一个关口把住了都不会出现后来的结局。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高俅到了王诜这个地方之后，王诜见了便喜，很喜欢他。董将仕看到高俅喜欢不喜欢啊？不喜欢。苏轼看到高俅喜欢不喜欢啊？不喜欢。东京的老百姓喜欢不喜欢高俅啊？都不喜欢。但是到了谁那个地方就开始喜欢了呢？王诜这个地方。 作者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