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手段比行政手段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 第二个，从法律上来说第一个行为我们是惩罚还是奖励，就像我们对小孩一样的。你这个小孩你是鼓励他还是惩罚他，他干了错事你是打他，还是他稍微干了一点好事你表扬他。你打他，他不服，你老表扬他，他高兴，他每天都要做好事每天都要得到表扬。所以法律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法律你不能老规定你就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了我就罚你。你今天尾号限行，你今天出去了我就罚你，你现在是见一次罚一次。我们是惩罚，这当然是法律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可能主要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就是对坏人它要惩罚，对坏人还要改造改化他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行政法我们不是对坏人的，我们是对普通的公民的。那么对普通的公民，我们换一个思路我们采用一种奖励的办法行不行？我查了一下比如说韩国首尔，韩国首尔它也搞这个尾号限行，但是它这个尾号限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尾号限行是政府的一个命令，你违反了就要惩罚你。它这个尾号限行是一种跟政府签协议，就是你这个车你愿意尾号限行的话你跟政府去签一个协议，在你的车上加一个标志，你说你这个车是尾号限行。如果你这个车加了尾号限行的话，你就可以减免各种税费。我可能车载税、各种税各种费用不跟你收了，这样的话他是一种自愿行为，当然你可以不参加，你这个车可以每天都开，但是你这个车每天开你的费用就高，它是通过这样一种办法达到目的。我们说这都是法律问题，就是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同样的目的就是在你的思路是惩罚还是奖励？因为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很显然你这个奖励既能达到目的，又能让它自愿征收。 第三个跟前面这两个联系一起了，你是强制还是自愿。我们行政手段、惩罚手段是强制性的，而这个经济手段和奖励是自愿的。所以我觉得合理性的原则它还包括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里面，这个里面就是说再补充一个就是，那会吉林副市长到我们市委党校开学仪式上做报告。他也讲到我们北京跟上海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北京它比较大气，当然相反上海可能比较小气。但是反过来说北京的大气它也意味着你是粗放，好听的是大气，不好听的就是你是粗放，表面光。上海的小气说好的它就是精细，它是精细化管理。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在合理性这个角度来说也要考虑精细化管理，什么叫精细化管理？就是我不要一刀切，不要笼统的来定，而是我们要区别对待。比方说机动车拥堵的控制，你这个机动车总量，比方我们是咱们比如有的车它是星期六、星期天出行，就是你这个车你星期六、星期天出行，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出行。你这个车是在五环以外运行，你就是平谷的一个车，你就是延庆的一个车，就是我延庆人买一个车，我这个平谷的人我买一个车我也来参加你的摇号干吗？我干吗要参加摇号呢？你可以买一个车，但是这个车限定在平谷，不一定在平谷范围以内，就是你这个车子不能进五环以内，你愿意买这样的车你进入五环以内也可以，那就按照外地车进京的办法。我们说是不是精细化管理？我不懂交通，我说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是外行。但是说从合理性角度来说，我觉得方向原则上是对，所以这个里面也做一个小结。 就是一个的话，我觉得从合理性这个角度来说，公平是生命，人人享有路权。所以我这个意思跟上海比较，我觉得我们机动车总量控制的措施应该是比上海，不能说比上海好，上海有上海的情况，北京有北京的情况。所以上海可以搞这个牌照机动车牌照，但是在北京，我觉得的确不能搞机动车牌照拍卖的这样一个方法。

因为拍卖意味着不公平，北京有钱人太多了，不是说有钱人太多了，有钱人不多。但是北京的有钱人太有钱了，那就是北京的有钱人他可能可以花几十万去买一个车牌，也就是说你拍卖的结果可能车派都被那些有钱人买走了。上海不一样，上海基本是一个市民社会，中产阶层可能在上海也能生活的很好，小市民也能生活的很好。北京是穷人真是穷人，如果说机动车牌照拍卖的话他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能力参加你的竞拍，所以我们通过摇号的方式体现了一个公平。因为北京市的道路它是北京市人民的，人人享有路权，不是说谁有钱谁可以多用，我觉得这是北京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说在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自愿自觉是制度措施有效性的保障。那么就是治理交通拥堵不是靠政府采取行政措施就能解决的，它需要让全体的开车人，让全体的出行者自觉自愿参加到治理交通拥堵的过程中来，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是说你这个治理交通拥堵不是说从路上车多车少检验。不是说路上的车少了就是交通拥堵治理好了，路上的车多就是交通拥堵比较厉害。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不能以车为本，而是应该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话就是说你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在这个固定的时间以内，能够最后的把人送到他的目的地，这才是根本。就是你现在一个小时以内能把多少人送到目的地，这就是你的合理性的体现，以人为本。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非常赞同公交占用道、公交占用线这样的方向的。就是说如果我举一个，比方说现在如果咱们30%的人开车占用了70%的道路资源，而70%的人坐公共交通他只占用30%的公共资源，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比例可能大家比我清楚，可能还不是这个比例，可能现在坐公交的人的占的比例比如是70%，他占用的公共道路的资源可能不到30%可能更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扩大公共交通公共道路资源，你限制开车人的道路资源，这是符合公平性要求的。所以这个原则大方向，我是肯定的。 那么很早以前，实际在两年以前我在《法制日报》明确说了，限行它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是行政手段，不管是现在控制房价限购令，所有这些行政手段只能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作为一个常态存在。其实北京市我不可能在常态下都采取这样一种行政措施，行政措施往往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临时所采取的一种措施。而不应该是主要的措施，更不应该是常态的措施，这是我的一些认识。这是关于这个合理性的问题。 依法行政第三个方面，也是我们第四个问题。前面都是从实体上来说的，那么从成绩上来说，我觉得公正性是一个保障。前面说的是合理性主要讲到公平的问题，公平是一个结果。而公正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程序。这个公正性它要强调的是行政决策、行政行为你制定这个决策的过程是大家都是参与的，公正的做出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上研究生时候的导师，他后来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副院长罗豪才教授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平衡论”，什么是平衡论？ 他认为平衡论它要解决的是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他们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投票决定。他提出来要平衡各种利害关系，多数人的权利你要保障，少数人的利益也得保障，也不能侵犯。这就是一个成绩型的问题，就是说从成绩上来说我们现在讲民主已经不是以前所说的那个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是多数人来决定，民主是投票。那问题是你多数人来决定自己的事情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大家投票说这个老师的课讲的不好，我们把他轰下台那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多数人不能决定少数人的事情，而且这个暴发户，它那个米老板，我们投票，我们把他的财产没收了，肯定这个投票能通过。但是你这是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事情，那是一种革命，那不是这一个民主。所以民主就是说投票方式的民主它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你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讲这个公平、公正就要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听。 我们这次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和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的结果是94.2%的总体赞成，表示反对的只占8%。那么这个当然说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我们说这个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只能作为我们一个决策的参考，不能作为决策的根据。我们当初曾经也在制定《城市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的时候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说你这片小区危旧房改造要不要拆迁，由这一片所有的居民来投票，投票如果说90%的人他赞成就决定拆迁。 我们甚至北京在酒仙桥地区进行过民意表决，酒仙桥地区有5000户人家，要不要搞危旧房改造，投票。投票的结果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差不多两千四五百票对两千四五百票，那你要定不了胜负。关键在于如果这个投票是70%的人是赞成的，30%的人是反对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改造可以拆了。哪怕提高到90%可能它也是有问题的，那么你们90%的人愿意拆迁，你们拆迁好了，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这10%的人我们愿意留下来，你不能强迫我们走。因为每一个房子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我们家住在这儿，我的房产由我自己来决定，你们90%的人你不能决定我。所以这一条可能你不能这样规定，后来没有采纳。那么没有采纳，那个时候怎么办？由谁来定。由政府定可能也不行，政府就全代表了，我们说由人大来定。人大是我们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嘛，代表大家的嘛。那就人大来定这个地方要不要危旧房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