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国家明确的原则来说的话，刚才我们提出来说法律保留原则，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则也是德国行政法所规定的原则叫“比例原则”。那么比例原则实际上它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你为了达到目的现在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是否是必要的，是否是适当的。这是第一个要求。比如说我们生病我们要治病，要治病就得吃药，就是说你现在要不要吃药，不吃药行不行？就是有点感冒有点小病，我通过自身的抵抗力我能不能把这个抵抗掉呢，我不用吃药。那就是现在有没有到你必须吃药的时候？必须动手术的时候？我不动手术我保守治疗我行不行？它考虑现在有没有这个必要性。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那么你必须吃药，必须动手术了。你不动手术是不行的，那么你北京不采取措施的话交通马上就要瘫痪了，城市功能就没法运转了，我必须采取措施。我必须采取措施的话，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几种措施。那么这种措施相对其他措施来说的话是不是效果最佳，你哪种措施效果最好的？这是监测里面要求分析的一个最佳的效果。你很多药可以只高血压，但是哪一种药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当然这个还不是全部，所以你必须吃药了，这种药效果最好，那你不能就吃。 还有第三点要问这种药对身体的损害大不大？贵不贵？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肯定要考虑的。你这个药效果是好，但是这个药副作用大不大？凡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贵不贵？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对我有多大的损害，损害大不大。所以这就要求对公民的损害是否最小，所以这个原则在西方国家叫“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跟我们的合理性原则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也可以代表了德国人跟中国人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合理性，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宏观的整体上的说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它往往是一种主观上的一种认识，一种感觉。而比例的话是它具体有数量关系在里面，所以它强调的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数量关系，从数量上来说你这么做有多少好的效果，有多少损害副作用。它要给它量化的，那么经过量化以后如果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我得不偿失我就不做了，那么这个就叫比例原则。 那么这个比例原则，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损害最小原则”。所以我这里有一个观念，经常说的一个观念，我说咱们政府做一件事情评价你的标准可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的话既不是来评价你最有效率，就是你以最快的速度，你以最高的效率把这件事情办好了。那么这是最有效果，最有效率，我不是评价你，你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率我不管，我也不评价你成本最低，说你做这件事情你的成本最轻，你用这个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法律上评价你的标准就是你对人民的利益损害最小，最损害相对人的权利。这个可能有的同志不同意，说我这个政府做事我现在为人民服务，我是为了人们的利益，我怎么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我做事不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这从政治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是可以看政府的行为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可能要损害到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你可能要损害到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难免的，你避免不了的。 比方说我们在三环，我们划那个公交占用道，那么三环划公交占用道你是为了大多数人坐公交出行方便，大家可以坐公交，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别人的，你是开车的那部分人对他是损害的。所以它必然的就是你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你可能要损害到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你不可能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无害的，大家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但是我是找不出来哪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人对任何人都是有利的，对任何都都是无害，它不可能。法律所以要强调一个比例原则，你要权衡一下利弊，你考虑一下你对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好不好？就在于你对的它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以内，这是我评价你法律上的标准。就是你现在对它的影响怎么最小，能不能够避免能够弥补，有的是可以是弥补的。那么就是说你现在采取一个交通治堵的一个决策一个措施，可是这个措施采取以后对大部分人是有利的，有利于大部分人。但是对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利益你怎么样子保证它？给它相应的弥补，使它的损失最小。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这就叫比例原则。 那么同样讨论你会说这个比例原则也是德国的原则，它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也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的法律里面没有用比例原则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任何一部法律你找不出比例原则这几个字。但是它在立法的条文和它的精神里面都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务院前面推荐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讲的就是一个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指的是什么？合理行政。我觉得这个合理行政说的就是比例原则，它这个里面很明确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比它的比例原则还高，比例原则是说你对它的损害最小，但是要是一点也不损害也难。我们这个国务院要求是你不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体现了比例原则的这样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依法行政是不是我就可以说这样的话呢？依法行政的合理性对你的要求不是说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而是说你现在的措施对当事人损害是最小。因为行政机关它总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而法律上要求的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保证。那就是你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你不能侵害私人利益，对私人利益的损害应该是最小的。那么用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所采取的交通治堵的这些措施，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比例原则？也可以参考一下西方国家的这样一种措施。 那么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可能除了尾号限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和摇号控制机动车总量、机动车牌照拍卖等这些措施以外，其他的措施实际上西方国家都在采取，已经采取了。比方说英国伦敦实行限制期收费制，它有的路上就规定了这条路是要收费的，在这里有一个标志。当这个车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告诉你这条路是要收费的，这个它早采取了。法国巴黎实行公交车绝对优先，公交车甬道不是说话一挑。所以我是说或者我以前在公共场合，包括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就得有快速道，为什么要有公交占用道快速道呢？因为它存在量大。你这个小车的运输能力太差，你一个车坐一个人，那个公交车上百个几十个人，它应该有占用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占用道可能你的一个整体，你不能一条路是占用道。我们三环修一条公交快速道的话，我觉得可能作用不大。因为如果说我正好是住在三环东边，我到三环西边上班这样有用。如果是其他车的话，我要倒一次车的话，你那个快不了多少。就像我到天津似的，到天津高铁半个小时，你是到北京南站，从天津站到我去的单位可能一个多小时都到不了，这样的话你中间也得快的话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对我的作用不是很大。 那么你全部使公交占用道了，就是我到哪儿都是公交占用道，而且可能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可能不是公交占用道的问题，是一个公交换乘比较方便的问题。就是我不管倒三次车倒五次车，我换乘不是要走15分钟走很远的路，我当然就快了。这个法国巴黎它早已经实行公交车绝对优先这样的宗旨。 那么这个韩国首尔征收交通拥堵费，就是说这些措施他们都已经采取了，所以我也在考虑我说为什么我们采取的措施人家没有采取，人家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或者是倒过来。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比较研究的问题。从这个合理性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怎么样才是对公民权益损害是最小的？我就整最小的一个要求使我有选择性的，我有自主性的。怎么讲？就是你对我的损害怎么才是最小的？我能自己决定，我能自己作主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今天能不能开车出去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前面所说的国外的这些措施你可以收拥堵费，你可以这个阶段收费，你可以收高的停车费，这个你提高停车费，你收取拥堵费这样一种经济手段的话，它是给了当时人以决定的权利。就是你要开车出去你的费用是很高的，你是不是开车出去你自己决定。但是行政手段它是强制性的，就是今天你就不能出门。这样的话它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凭什么不让我出行，我今天偏要出去。 第二个的话，他有一种没有自主选择，他可能今天的确是有特殊情况他要开车出去，他宁可多交点费他也开车出去。明天他就会觉得这个收费这么高，我就不开车了，他就考虑到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他尽量少开车，他可以自主选择，所以我们说经济手段应该是优于行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