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举国关注。改革开放32年，从反腐蚀到反腐败，通过腐败案件的数字折射出的是权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一般不把腐败案件单独的作为一个案件来看。因为这就太侧重于个人素质的问题了，这不能大范围、大面积的解决问题，必须把它当做一个权力事故，你才能够深刻的了解它，宏观的治理它。所以在我看来，每一个腐败案件就是一个权力的安全事故。因此加大对权力事故责任人的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无疑是有用并有效的。然而也因为他相当有限，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执法不预防解决不了权力事故。所以说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疾病预防，火灾预防，水灾预防，乃至地震预防都懂得预防为主，而我们反腐败至今还没有形成预防为主的全党共识。 所以说不能只反腐败，同时也必须预防腐败，而且不能仅仅停留在注重预防层面，必须懂得预防为主的道理。因为纪律管不了规律。再严格的纪律也管不了已经形成的客观规律。我们来看一看，我是用全国的单笔受贿记录的延伸来说明这个问题，2006年我们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单笔受贿340万元，我们一个县委书记四川的田于非单笔受贿1200万元，我们一个副厅级干部胡新，云南的交通厅副厅长，单笔受贿人民币2200万元，港币1000万元。紧接着我们苏州副市长单笔受贿8250万元，几个月后，中石化的董事长陈东海破了他的8000万记录，创下了单笔受贿1.6亿元的全国纪录。这就是我们如果只反是反不了，必须要以预防为主，就是要改革我们的权力结构，推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既然是一种力，就存在的分力和合力。就需要遵循力学的原理，分权首先有利于权力架构的稳定，其次有利于民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发展，因为三角形的每一条边都只对应一个角，边的长度就决定了角的大小，而任何多余三角形三条边的多边形，他的角是由两个以上的边决定的，只要保持它的和不变，它的边就可以任意的扭曲，因此是不稳定的。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权力结构也要想到这一点。因此四中全会强调要四个大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这个风是必须大兴的。这样才可以把我们打天下的最大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到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可以保持这个优势，化解这个最大的危险。 60年前，我们党在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一句含金量极高的话，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60多年后我们再回顾这一句话，可以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党打天下时那些优良作风之所以很难保持，我们做天下后的不良作风之所以很难去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锈蚀和削弱了，甚至刀枪入库了。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可以好好想想，就是在您所在的单位，你的主要领导在一年中能不能有一两次就是认真的做一下自我批评。你作为班子成员，敢不敢给主要领导认真的提一两次批评意见。如果有，我恭贺你，你的单位和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是这个班子成员是称职的；如果没有，我提醒你，你作为主要领导，作为班子成员，你这个单位还能够这样清廉多少年，还能够维护我们党的长期执政保持多少年，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腐败的一发多发滋生蔓延，警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为载体来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成熟不仅表现于思想上，理论上，我们过去特别看中思想上建党和理论上建党，但是我个人认为更体现于制度上。而没有党内的制度创新，不可能在党内建立健全科学制度。中央之所以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制度建党。我们看看，2000年到2007年，我们处死的6名省部级高官。 第一个胡长清，他留下一句名言，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因为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他说刘青山，张子善他们当时的天津市不是直辖市，只是一个地厅级的官员，而他是副省长。 第二个处死的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贿赂达到了4000万元，成为当时职务最高金额最大的案件。 第三个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这是王怀忠临死前的头像。 第四个是吕德彬，河南省原副省长。 第五个是第一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 第六个是济南市人大原主任段义和，他和另一主犯陈志于2007年9月5号在济南同时被执行死刑。这是他的情妇柳海平，原济南国土局干部。她原来是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后来因做了段义和的情妇，被安排在济南国土局当干部，而且段义和还给了她一辆挂着公安内控车牌的“飞度”牌汽车。因为两人后来闹矛盾，段义和采取极端的做法把她炸死了。这个是济南汽车爆炸的谋杀案现场，这时柳海平上半身被炸出车外，抛尸街头。 2008年6月到7月，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组织了一次党政干部如何可以听到真话的问卷调查，回复的有效问卷4544份，调查结果显示，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大家请注意这么一个比例，是77.4%。曾庆红同志2002年就是在做调查前的六年，在一次讲话中，运用了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在苏共解放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数据。在苏共解放前，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可以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当然这里面有重叠的数据。但是一个85%不承认可以代表工人和农民,让曾庆红同志最后一针见血的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导致了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然后再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 当然77.4%和85%是没有可比的，但是如果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距离危险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因此从江泽民提出的讲政治，讲学习，讲党性，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从2008年大地震形成的堰塞湖到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颜色户，从不断频发多发的社会群体事件，安全事故，从诺女诺彩霞的顶替事件，到邓女邓玉娇的杀人案件，我们感觉到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认真的去居安思危，认真的去面对这些频发易发多发的社会危机现象。

我个人把这30多年的反腐败形式归为下面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时间划分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8月中央纪委的二次全会，这一个阶段我们对腐败认识是有不足的，我们认为党内存在一定的腐蚀行为，开展的只是反腐蚀斗争，到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中全会才第一次提出要在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二阶段内容从反腐败到反对和防止腐败，时间划分是从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由反腐败到十六大提出的反对和防止腐败，这个时间中央明确提出了要转到治本为主的工作思路上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在不断的加深理解，将来可能会转到治本为主，预防为主，制度建设为主的工作思路特别是我们工作层面上来。 第三阶段内容是反对和防止腐败到注重预防腐败，由一个注重预防腐败发展到三个注重，注重预防，注重治本，注重制度建设，时间划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三阶段。 列宁有一句名言，就是惩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最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桩犯罪都揭发出来。还可以翻译成要使所有的违纪违法都毫无例外的受到追究，这就是领导者的标准和模式。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腐败自然就会获得胜利。所以说如果把反腐败比作一场战争，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战略决策，第二个就是动作，我们目前战术动作搞的非常到位，两规这在全世界我们是领先的，我们的技战术水平在反腐败上是非常领先于我们的历史和全世界的，但是我们的战略行动，专项治理有效果，但是不是特别的突出。我们的战略决策还需要不断的深化和加强顶层设计的研究。 如果把以规范权力圆形为重点的党风廉政建设，比作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以教育为先导，以制度为载体，以监督为关键。我从来不同意把教育作为根本，教育没有根本的作用，它只有先导的作用，他可以潜移默化，比如说大家听了今天的课，如果你入耳入脑也可以入心的话对你有一些教育，有一些启示甚至震动，但是它只可以潜移默化的先导影响你，而不可能改变你。改变你的只能是制度，这是载体，正如把水装进这个瓶子里面，它就是圆柱体，把水放在这个盒子里，它就是一个正方体。干部就是水，制度就是瓶子和这个盒子，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地方这种高危岗位去一个，换一个，是组织部没有认真挑选吗？不是；是纪委没有认真监督吗？也不是，而是这个制度有问题，谁去了谁就有可能变坏，甚至是非变坏不可，只是时间的快慢，数额的大小而已。所以说教育没有先导之功，但是制度才是根本的东西，这话也不是我说的。邓小平在1980就讲到了，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我们非要把教育作为根本性建设，能行吗？我在1986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必须把制度作为党的根本建设，可是没有一个刊物可以登出来；1994年我到中纪委又一次交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原本要登，后来还是觉得提法太超前，只在内部的理论动态上登出来了：又隔了8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提出了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又过了5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才第一次把贯穿于党的变成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现在这五大建设是并列的关系，而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并列关系。前面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都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为载体，这些毛才有生长的皮，才可以得到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