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第一个最重要的，四年后，邓小平同志就被十年文革打翻在地。长达十年的时间，他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生活在一起，从台上的演员转身为台下的观众，反而让他看清楚了台上存在的问题。因此在1980年8月18日，他恢复工作不久，就明确提出了党内监督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我把第二个最重要称之为邓小平的异体监督思想，就是由1962年的同体监督思想发展到1980年的异体监督思想，在中央的核心层面对监督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于是原来纪委只受同级党委的领导，通过中央纪委领导同志们的努力，中央同意实行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就是开始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后来不提以谁为主。邓小平明确提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由于有长达十年的台下反思，使邓小平同志认识到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同体监督的做法是有缺陷的，使我们很难对各级领导人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制约，更谈不上制衡。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从1980年的这个讲话，至今已经31年了，我们严肃的说，我们今天各级被称作一把手的集权程度，在我看来超过了我们建党90年，建国62年，改革开放32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形成并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些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的原话就是总病根所造成的。 我们这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对这个总病根进行有效的解决，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要依靠制度的力量使权力成为负担。权力过分集中就只能成为乐趣，不能成为负担，那么成为乐趣的权力最后就会成为发展演变成党无法承受的风险。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到位，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党有危险。这是我们云南的一个县委书记，麻栗坡的赵仕永，他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这个人确实长的也比较温和。我当了11年的兵，我觉得兵者凶器很多人也明白，但是权力凶器却知道和明白的人不多，而不少人只看到掌权者从小主席台走向中主席台到大主席台的掌声和喧哗，却很少想到在权力制约体制、机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主席台也是通往断头台的捷径。 2004年我到安徽去考察，当地的同志知道以后就在当年王怀忠经常做报告的主席台上让我给上千个县处级领导干部讲一课，我讲了那么几句话，我说王怀忠如果只是一个村支部书记，党的轻处分就可以把它解决了；如果他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那么党纪处分就可以解决了；不幸的是他当了县委书记，不幸的是他当了市委书记，更不幸的是他当了副省长，于是不是党纪，政纪可以解决的了，也不是一般的法纪可以解决的了，必须大刑伺候，必须死刑伺候，这就是王怀忠。前面我讲到了，权力、金钱、美色，必须和能力素质相匹配，王怀忠他的素质能力不能够掌握大权，他一旦掌握了，对他，对他的家庭都是一种悲哀，对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和损伤。 我们看看，2003年有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除了一名非党干部外，其他12人全部开除党籍，而且全部处以10年以上重刑，而且其中党政一把手，死刑一人王怀忠，迟缓两人李亚亭，丛福奎，无期徒刑四人刘方仁、潘广田、田风起、田凤山，有期徒刑15年一人麦从开，12年三人王雪鬓、刘克田、王正路，11年一人刘长贵，只有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曾瑞高因为没有移送司法机关，才没有判刑。所以我认为提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依赖党的制度建设水平的提高，加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取决于党内制度建设的加强，保持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得力于党内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总之党的成熟程度和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备程度成正比，说明你这个党是成熟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判断你党内的制度建设是不是完备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尽管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但是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备程度还不够，他的制度还不成熟，因此才会在1991年轰然坍塌，并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因为苏联模式而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起坍塌。在我看来，党组织党员对制度的自觉遵守程度，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政府和严密程度。因为你的制度建设不健全，不严密，你想让八千万党员自觉遵守，非常的困难。 和平建设时期，人们入党的动机已经出现了千变万化，如果你再没有制度的保障，仅靠教育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在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用外面的一句流行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精彩到什么程度？我用我的话来概括，来自外在各方面的诱惑和欲望，已经超过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自制力，在外欲大于内制的前提下，缺少制约的权力，无疑成为一个走向深渊甚至断头台的放大器或加速器。胡长清这么走的，王怀忠也是这么走的，包括那个段义和还是这么走的。所以

下面我用四点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 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在一次谈话中坦诚的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之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第一点苏联的前车之鉴。1917年只有20万党员的俄共夺取了全国政权，夺权不需要太多的党员。1945年拥有300多万党员的苏共，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整个欧洲都抵挡不住的德国法西斯，他号称第三弟子。但是到1991年，曾经有一度将近2000万党员，比如说在宣布解散前，他有420万党员宣布退党，那时候有1500万党员，就是把这些退的党员加上有2000万党员，是一个大党。当时他的政体报发行量高达1000万份，只有2亿人看，20人就有一份报纸，10个人就有一名党员，这个比例和媒体的作用如此的巨大。但是到1991年8月24号，却被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建议解散，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想让叶律钦同意召开中央全会追问总书记的解散，但是被他断然否决了。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他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都完了。 第二点权力内含乐趣是一种必然，而权力成为一种负担却相当偶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由于长时间大范围在多数人那里权力不是负担而是乐趣，所以说他们的演变和巨变，他们的解体和解散是一种必然。让权力内含乐趣是一种必然，而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却相当偶然。前面我讲到陈毅同志的《手莫伸》，权位、粉黛、颂歌，只要你拿了权力，这些乐趣必然会马上跟来，包括金钱，因为权随贿即，就是权到那个地方，贿赂就自然会在那个地方。不少的不法老板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用我的钱买你的权，再用你的权为我赚更多的钱。权力成为乐趣的必然和成为负担的偶然，也就决定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而罗素在权力论中有这么一句名言，就是在人类无数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利欲和荣誉欲，而获得荣誉最有效的办法是取得权力。 如果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那么权力就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工具，如果权力只是一种乐趣，那么权力肯定就是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前，就提出两个务必，而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制度监督，重视制度建设。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作为长期根本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权为民所赋，这些都是对我们用好权，掌好权一种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认为苏共苏联之所以解散和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家之所以演变和巨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利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和相当长的时间里，早就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和监督，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什么负担了。而在这种状态下，这样一个长期的趋势下，它不变是不可能的。 第三点从权力的三性看权力的危险。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它具有哪三性呢？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扩张性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独占性，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的就是权力具有独占性。用这个独占性观点我们看看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职期就会发现有很多规律的问题。东德最高领导昂纳克，任最高领导职务18年，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领导20年，罗马尼亚最高领导齐奥赛斯库24年，匈牙利总书记32年，保加利亚总书记第一书记尼夫科夫35年，我们曾经最为亲密的战友就是艾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42年。毛泽东曾经引用过一句流水不腐，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一待就是2、30年，甚至40多年而不变，能不腐吗？不流动的水，不动的植物都可能腐败。 第二个是权力具有扩张性，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大爷，我就是天，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收礼受贿2000多万元，其中主要是在他任市委书记期间收受的。郴州市就是第一个枪毙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忏悔时讲到，假设我的案子提前几年查处，我的罪过会比现在轻的多。开始他进步的幅度快，因此他必须廉洁，但是后来省级干部榜上无名后，就产生了不能当大官就可以捞大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