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判断因素就是代表性，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推荐上大学好不好？好，但是这一推荐上大学，毛病就出来了。你就会发现，车间主任、工厂厂长、村委会主任就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就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推荐去上大学了，因此他不具有代表性，体现不了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所以推荐上大学很快就被高考制度给取代了。而高考制度就决定了那些没有背景的人只要家里的孩子苦读，就有可能上清华，上北大。所以说推荐上大学被高考制度取代，只要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制度出现的情况下，高考制度还是会沿用，尽管它也存在应试教育的很多毛病，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说它的代表性基本可以体现多数人整体意志和利益。 第三个可操作性。制度是不是健全和完善，取决于构成其权利结构的政策是不是公平，执行是不是有效，监督是不是到位，这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不是科学，结构是不是合理，操作时能不能够有效的相互制衡，并相互促进，你比如我们的海关工程，90年代实行以后大面积的海关塌方案件就很少出现了；我们的精髓工程实施以后，大范围，大面积的骗税问题就基本得到了解决，这些都是需要用可操作性的制度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防止权力事故，制度比人更重要。有的同志说，以前强调以人为本，现在强调制度比人更重要，我说前面强调以人为本，是讲我们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现在强调制度比人更重要，就是大多数符合客观规律所形成的制度比单个人的意志更重要，讲的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制度比单个人的意志更重要；所以说重视单个人的素质远不如你搞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可以更好的防止和预防腐败和解决腐败的问题；所以说制度是人制订的，但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制度，人们却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制订。我前面讲到了人民公社随意加以制订，最后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推荐上大学也制订了，最后还是被高考制度所淘汰了。所以说称之为好的制度，必然是人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多数人意志的一种客观反应。而好的制度一旦制订出来，包括制订者本人都无法随心所欲的加以违反。因此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而非仅以自觉性为前提；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的有效权利制衡为保障，而非只以颁布若干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上墙上的规章守则为目的；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有一种客观存在，而非警示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说也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轻易改变的。 上面我讲了很多话但是为了让大家加深理解，我想讲一个故事。当英国人发现了澳洲以后，开发澳洲最好的劳动力，是关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因此英国议会就想把囚犯放到澳洲去，让他们边服刑边劳动，同时也可以把澳洲开发出来。于是决定让英国的船队去运送这些囚犯，私人船组就向政府承接了这一笔生意。本来可以装150人的船，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装160，180，甚至装200人，而且减少粮食、水、蔬菜，根本不给装药品，于是死亡率很快就节节攀升，5%，10%，15%，20%，最高的死亡率是一艘海生号创下的，死亡率高达37%。消息传回来，朝野大发，有人批评政府不作为，有人批评船组太黑心。于是议会讨论来讨论去，第一个意见出来了，加强对私人船组的教育，让他们良心发现。反对意见马上出来，船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取向，教育就可以解决吗？那他们就是上帝，就不是船组了。于是讨论的第二种意见出来了，就是对每一个船加派一个纪委书记或者是检查局长，让他们进行监督，防止船组去多装人，少装食品、粮食和药品。反对意见又有了，你上去一个纪委书记，就是上去一个监督者，别人一个船上1、20个人，你不听他们的就把你杀了仍在海里面说你得瘟疫死了，或者你给他的这些钱，船组给他10倍的钱把他收买了，不是照样帮船组说话吗？所以说加强监督也不容易靠得住。所以第三种意见很快就出来了，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制度设计有毛病，我们老想从思想教育，从加强监督这个渠道来解决是不行的，我们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一个大的漏洞，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们离岸价，我们给他们到岸价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英国政府一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于是把原来离开伦敦就给钱变成了到达澳大利亚以后，在那里设一个点，到达的船上来一个囚犯检查身体，合格而且可以干活以后再给他们钱。从离岸价变成到岸价，船组本来该装150人的船，就得减少2、3个人，多装一些水，多装一些粮食，多装一些蔬菜，多装一些药品，有的船大的还带一个医生，防止囚犯在路上死了，他得不到这个钱，于是死亡率迅速下降，最精彩的死亡率仅为1/424，从37%的死亡率降低到1/424的死亡率，是教育起的作用吗？是监督起的作用吗？不是，是制度设计起的作用。 用这个例子可以讲清楚，我们现在这个推荐，那个推荐干部，真的可以把好的推荐出来吗？当然可以推荐出来一些，但是可以推荐

因此我们这些年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的处分率不断的攀升，而且高于同级别其他的干部的受处分的人数比例。这是我们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被刑拘以后，竟做数次狂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来个，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敢肯定我的下任还不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一个党的市委书记，竟然敢在刑拘的时候说这个话，可以想见他对他所处的政治环境，那种环境他认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而且他在被刑拘的时候，你看看他的那副不屑一顾的嚣张气焰，还摆着当市委书记一把手的那种傲劲、横劲和蛮劲。这些情况表明，反腐倡廉形式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同时也说明三十二年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所拉开的缝隙，恰好是腐败滋生蔓延并得以一发多发的生成空间。人的一条腿左腿往前走了，右腿就必须跟上，右腿如果不跟上，这个缝隙就会越来越大，这个缝隙大了以后，这个腐败就会在这个缝隙中蹿来蹿去，这就是条件和土壤，而且你还会发现这条后腿不迅速跟上的话，人的臀部就会迅速的下移，如果下面是土就会沾上土，下面是泥水就会沾上泥水，下面是粪水就会沾上粪水。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沾上了污泥浊水，就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步造成的。 如果说权力架构，还有权力的生产线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做上去也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合格的产品必须有好的生产线，而不仅仅只是选好的零配件。零配件坏了只换一个零件，生产线坏了，那么整个产品就都是不合格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交通系统所出的问题，今年我们交通系统机构的交通厅厅长和副厅长先后有17人中剑落马，河南省交通厅长就是连续三任交通厅长落马，第一任就是曾锦春受贿只是30万，判刑15年，大家记住这个数。第二任张昆桐，100万，无期徒刑，是曾锦春金额的3倍，而张昆桐也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但是上去仅仅两年，就落马了。第三任石发亮口号比前两任喊的都好，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但是前任还管了两年，第三任只管了一年半，金额呢，前两任加起来才130万，前两任一个是15年，一个是无期，而石发亮受贿金额1497万，美元48万，港元37万，将近了2000万元，是前面130万元的10多倍。当然不光有这些实权者的腐败，还有纪检监察干部的腐败。 我们有一个陕西商州市商州区纪委副书记为了平调到乡教育局当局长，给了区书记蒋改平38万元，如愿到教育局当了局长后，他很快就捞回了本钱，但是东窗事发，就锒铛入狱了。我们江西省纪委主任陈东俊是一个劳模，是一个查案能手，但是也被腐败分子拉下水了，成了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所以说既有权力者的前赴后继，也有查案者的前赴后继，这个权力结构还不科学的情况下，人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人都有可能发生问题。所以说靠教育更得靠制度。 结论就是防止权力事故重在制度建设，关键在权力结构，不能只在执纪上用力气，因为纪律管不了规律，必须在立足体制制度创新下功夫，因为还是制度靠得住一些，因为只有权力靠得住制度还可以靠得住。

　 （二）加强监督，让权力成为负担 1962年我们党执政13年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曾作出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就是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的作用论断。我把它称之为同体监督。邓小平对党内监督有两个最重要的论断，第一个1962年他认为最重要的监督是同级监督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所定的，此时的他是我们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三个领导机关中其中一个的总书记。当时的三个领导机关是：第一个党的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第二个党的执行机关书记处总书记是邓小平，大家注意此时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是负责执行的。第三个党内的领导机关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董必武。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权力结构的认识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端，他甚至在党的八大党章中的第37条还作出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有必要时，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他表示他认为在党合适的时候他需要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交出来，去当这个名誉主席，以便让党形成一个很好的权力结构。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是谁也不能再在党内权力结构方面来推动改革了，以至于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37条说的名誉主席，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人当，毛泽东同志还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任上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