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第四部分内容，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刚才我们谈到过，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80%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我们国家社会矛盾产生的基本根源，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是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特有的土壤当中形成的，那么这样一来与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第一个特征，民生的需求重于政治诉求。中国的社会矛盾大部分围绕着民生问题形成的，进行一些利益诉求的，而不是主要根源于什么呢，政治方面的利益诉求。比如说现在社会矛盾问题，比如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产生征地拆迁这都是基本性的民生问题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哪一个地方的市长、省长选举出现了问题而引发的这个社会矛盾，这比较好理解。按照很多学者的追踪，这些年的追踪发现，中国民众最关切的前几位的问题基本上或者说大多数都是民生问题，比如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很少内容是涉及到政治方面的诉求，这很好理解。我们现在中国民众对现实问题越来越看重，对经济利益问题越来越看重，看重自己的生活处境。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看这样的住房状况，家庭成员肯定是对保障性住房是最关切的。
再比如说，我们跟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发现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先看跟印度比，印度人均GDP现在是1000多美元只有中国的1/4到1/5这个区间，它再穷，它再关切的往往是，民主化问题，政治利益诉求，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一到选举日，很多家庭携家带口，一个完整的家庭去排很长的队耐心的等待很长时间，然后投下很重要的一票。看周边国家泰国，为这个选举，红衫军、黄衫军打得不可开交，有的时候一次双方斗殴就打死对方，双方一共遇难的人就达到90多个人，打得很惨烈，都是为了政治方面的诉求，这和我们国家很不一样了。
不少的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状况真的不了解，他们认为中国这些年最重要的进步是两大进步，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基层选举，对中国国情真不是很了解，经济发展是没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进展，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但是农村的基层选举很难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了，我做过一些调研，个人对农村基层选举有这样两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有总比没有强，第二点看法，寄希望至少目前不宜过高。在我有限调查当中，就发现一些农村基层选举的时候是围绕两个目标进行的，哪两个目标热衷呢？一个是家族地位以及家族尊严的确立的，家族这个东西，一上来，他有时候不太讲理性，凭什么老王家掌权二十多年了，我们老李家是不是也掌权几年了吧，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获取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一个平台，当了村委会主任，围绕这两个目标贿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多农村基层选举出现了不能说少见的贿选现象，比如说我到北方一个农村去调研，到农民家里去聊天什么的，算是座谈、访谈。农民就问吴老师你了解我们农村基层选举吧，当然不了解，这不是来学习学习，来了解了解。吴老师，我们周边的这些地方都是贿选，每张选票都有价格的，一张选票的标准价格是一桶鲁花牌花生油，外加一口袋面粉，这是标准价，有的村庄呢，经济状况好点，价格也高点，发什么呢，发皮鞋，怎么发呢，先发一只。我们国家农村基层选举，有总比没有强很多吧，以后一步一步改善，但是现实状况来说，对具体情况，至少目前来说所取得的成就不要评价过高，是有成就，甚至有明显成就，对这个成就本身评价不要太高。
（二）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跟别的国家，或者跟马克思时代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又有调查显示，我们国家现在位居前几位的社会矛盾大致的排序是：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至少这几年很多人把官民矛盾放在第一位，未来几年也许发生变化，未来可能是劳资矛盾将取代官民矛盾位居第一，至少这几年很多的调查，各种调查报告结果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更多调查报告相对来说比重比较大的是把官民矛盾放在第一位，这跟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马克思压倒一切的是什么呢，是劳资矛盾，是工人和企业主的矛盾，而不是官民矛盾。因为在这个国家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政府是很弱势的，工人们有一个缓冲，他不找政府，有什么事直接跟企业主抗争，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条件、土壤。
官民矛盾比较突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原因就比较好理解，一个角度从名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否认民众对政府依赖度非常高，某种意义上来讲官本位仍然在民众当中这个意识当中都是存在着，老百姓一有什么事，不找别的机构，就去找政府，有什么事就找政府，对政府仍然具有一种高度的心理依赖症，如果跟以前不同的话，有所不同的话，就是民众对政府态度有所不同的话，就是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要求，一
五、应对思路与措施
第五部分内容我们谈一下应对思路与措施。我们现在民生问题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更使得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大问题，会不会动荡起来，这种可能性有没有，相对来说还有，但是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可以这样说，绝对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在遇到中国类似阶段的时候，经历类似阶段的时候，都曾经出现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而且比中国严重得多，那么倒退一百多年，我们跟美国做一个对比，一百多年的美国做一个对比，就是80年代跟150年之间的美国做一个对比，那个时候社会矛盾主要是民生问题，极度的恶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贫富差距，然后是工人跟资本家的对抗等等，腐败比中国严重得多。当时官商勾结了，甚至总统都跟老板勾结了，老板整体制作出来的总统，他们看好哪个人当总统，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使他变成总统，美国有一些企业主他的专业是专门制造总统的，这样扶上去的总统肯定维护这个老板的利益，肯定是。
然后官商勾结，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个司令，总司令，格兰特，格兰特过了若干年以后退伍了，又过几年又当总统了，我们看他妹夫想做黄金生意，让黄金价格飙升，拜托他，政府不要出面干预，结果他就答应了，他的妹夫赚了大量钱以后，政府再出面干预，他把黄金价格打下来，典型的官商勾结。而贫富差距到了什么地步，比如说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大崩盘，这是一个导火索使美国整个社会进入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即便是经济萧条呢，我们看有的富人生活仍然是挥霍奢侈，一方面是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很可怜啊，大量的女工没有办法，只有很廉价的价格去卖身。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报道，当地的某一个城市的说，哪一个地方的大酒店举行了一次豪华的婚礼，非常豪华，投入了多少美元当时一万美元在美国是一个大数字，当时美国一辆福特车在一几年的时候也不过是卖一百美元一辆，那几万美元是多大的数字，投入了多少万美元一次豪华的婚礼，豪华婚礼的婚主是谁呢，是两条小狗，两个富贵人分别养了两只不同的小狗，一个雌性小狗，一个雄性小狗，让它俩结婚，在酒店摆那么豪华的婚礼，那些老百姓奄奄一息的，这边豪华的婚礼是两条小狗在举行，这个现象跟我们国家对比起来，还没有这样的状况，两条小狗的婚礼，工人罢工，真是军队去镇压，开枪，打死人。工会领导人有的被打死，有一个工会领导人先是恐吓，你不能再组织工会活动，工会组织领导人不听，然后警察给他栽赃，给他哪个地方放一把枪，说这个枪把谁打死了，然后把这个人判刑，给枪毙了。有一个人连这些程序都免掉了，直接暗杀，社会矛盾非常激烈，民生极度的恶化。
再比如说，当时很多的退伍兵，经济大萧条年代，退伍兵活不下去了，带着家人拿着破帐篷到华盛顿这个城市安营扎寨，占领一个地方，空地方吧，也不是占领，就是在空地方安营扎寨了，当时的总统叫胡佛，毫不客气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带兵去镇压，带着骑兵和装甲兵去镇压，开抢，打死了一些退伍兵和家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目前建设比较像样的国家，倒退80年、100年是什么状况。到了罗斯福我们看，经济大萧条年代碰到罗斯福了，罗斯福是一个热爱人民的热，他还有谋略，他启动了他的民生，民生的保障体系，从罗斯福开始建立，这一旦建立起来，奠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取向，一个历史的趋势，他那个时候民生问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反转的，从那个时候，当时美国的很多右翼的人，说罗斯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特别看重民生，力求公平正义。看很多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这么大的国家都遇到了。英国也是这样，几个大国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社会矛盾甚至比中国尖锐得多。
我们回到中国来看，我们看这几年可以说我们国家在民生方面进展主要表现在底线民生，就是线索的线，底线民生方面大幅度的进展，主要是指保本民生方面，特别是新农合，再有各种对职工的三险的覆盖，五险甚至是，等等，养老保险等等各种东西，职工退休费用上调，报销医疗单据力度的增大等等，保障性住房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了，这两年，这都是可喜的进展，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民生方面是一种，相对来说遗留的问题应该说是遗留了很多年的问题，不可能一时就解决了，需要有一个过程。只要我们未来15年到20年，按照目前民生这种投入的增长的力度，如果保持不变的话，每年公共支出用于民生方面，每年都是增加20%、30%的速度保持15年到20年的话，应当说我们国家的民生状况能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就具体来说民生问题，改善民生问题思路与对策是多方面的，我们强调四方面，这四方面尽管不多，如果做到的话，很管用。
（一）将民生问题归属于社会公正问题
第一点，应该把民生问题归属于社会公正问题。因为民生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不是一个独立的板块，从坐标定位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是从属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本质与核心，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强调的，社会公正有两个
（一）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第一个特征，民生的需求重于政治诉求。中国的社会矛盾大部分围绕着民生问题形成的，进行一些利益诉求的，而不是主要根源于什么呢，政治方面的利益诉求。比如说现在社会矛盾问题，比如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产生征地拆迁这都是基本性的民生问题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哪一个地方的市长、省长选举出现了问题而引发的这个社会矛盾，这比较好理解。按照很多学者的追踪，这些年的追踪发现，中国民众最关切的前几位的问题基本上或者说大多数都是民生问题，比如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很少内容是涉及到政治方面的诉求，这很好理解。我们现在中国民众对现实问题越来越看重，对经济利益问题越来越看重，看重自己的生活处境。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看这样的住房状况，家庭成员肯定是对保障性住房是最关切的。
再比如说，我们跟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发现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先看跟印度比，印度人均GDP现在是1000多美元只有中国的1/4到1/5这个区间，它再穷，它再关切的往往是，民主化问题，政治利益诉求，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一到选举日，很多家庭携家带口，一个完整的家庭去排很长的队耐心的等待很长时间，然后投下很重要的一票。看周边国家泰国，为这个选举，红衫军、黄衫军打得不可开交，有的时候一次双方斗殴就打死对方，双方一共遇难的人就达到90多个人，打得很惨烈，都是为了政治方面的诉求，这和我们国家很不一样了。
不少的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状况真的不了解，他们认为中国这些年最重要的进步是两大进步，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基层选举，对中国国情真不是很了解，经济发展是没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进展，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但是农村的基层选举很难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了，我做过一些调研，个人对农村基层选举有这样两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有总比没有强，第二点看法，寄希望至少目前不宜过高。在我有限调查当中，就发现一些农村基层选举的时候是围绕两个目标进行的，哪两个目标热衷呢？一个是家族地位以及家族尊严的确立的，家族这个东西，一上来，他有时候不太讲理性，凭什么老王家掌权二十多年了，我们老李家是不是也掌权几年了吧，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获取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一个平台，当了村委会主任，围绕这两个目标贿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多农村基层选举出现了不能说少见的贿选现象，比如说我到北方一个农村去调研，到农民家里去聊天什么的，算是座谈、访谈。农民就问吴老师你了解我们农村基层选举吧，当然不了解，这不是来学习学习，来了解了解。吴老师，我们周边的这些地方都是贿选，每张选票都有价格的，一张选票的标准价格是一桶鲁花牌花生油，外加一口袋面粉，这是标准价，有的村庄呢，经济状况好点，价格也高点，发什么呢，发皮鞋，怎么发呢，先发一只。我们国家农村基层选举，有总比没有强很多吧，以后一步一步改善，但是现实状况来说，对具体情况，至少目前来说所取得的成就不要评价过高，是有成就，甚至有明显成就，对这个成就本身评价不要太高。
（二）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跟别的国家，或者跟马克思时代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又有调查显示，我们国家现在位居前几位的社会矛盾大致的排序是：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至少这几年很多人把官民矛盾放在第一位，未来几年也许发生变化，未来可能是劳资矛盾将取代官民矛盾位居第一，至少这几年很多的调查，各种调查报告结果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更多调查报告相对来说比重比较大的是把官民矛盾放在第一位，这跟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马克思压倒一切的是什么呢，是劳资矛盾，是工人和企业主的矛盾，而不是官民矛盾。因为在这个国家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政府是很弱势的，工人们有一个缓冲，他不找政府，有什么事直接跟企业主抗争，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条件、土壤。
官民矛盾比较突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原因就比较好理解，一个角度从名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否认民众对政府依赖度非常高，某种意义上来讲官本位仍然在民众当中这个意识当中都是存在着，老百姓一有什么事，不找别的机构，就去找政府，有什么事就找政府，对政府仍然具有一种高度的心理依赖症，如果跟以前不同的话，有所不同的话，就是民众对政府态度有所不同的话，就是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要求，一是种类越来越多，二是程度越来越高，种类现在越来越多，过去倒退一百年对政府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现在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这些年来应该说是做出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样一来对民众的公共服务要求，他就不可能进行有力度的满足和专业化的满足。另外，刚才我们也谈了，它经常与民争利，你说民众对政府寄希望那么高，高度依赖，对各种服务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又不能满足，有的时候还与民争利，这样一来自然官民矛盾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了，有的时候政府少数官员不但满足不了民众的公共服务要求，有的还直接损害民众的利益。
（三）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
我们国家社会矛盾问题第三个特征，这就是个案化的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我们现在看我们国家不少的群体性事件，包括很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可能起因非常简单，往往是什么呢，很简单的民事纠纷，可能两个人打架，一个人欺负另外一个人，但是它具有象征性意义。一般来说两个人打架这种民事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什么呢，有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性的，某一个富人打某一个穷人，或者某一个官员正在打某一个民众，穷人和穷人再怎么打也很难引发群体性事件，富人打穷人就不一样了，富人打穷人，我们知道穷人还是比较多的，你既然打他，意味着我明天可能被打，或者说我以前受了很多，心情很郁闷，借着机会我要释放出来，弄不好就变成了整体化的矛盾了。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宝马撞人案，引发了群体性事件，道理在这儿，是一种象征，是强势欺负弱势，那自然弱势不干了，弱势的人多，就容易借着机会一块儿聚合起来了。
比如说前几年典型的案例是重庆市万州区一个群体性事件规模很大，最后是几万人，他的起因很简单，就是一男一女走路，穿的衣冠楚楚的，被一个农民工撞了一下，这两个人就不干了，男子挥拳就打，打那个农民工，那个女子在旁边添油加醋，说旁边的人谁过来帮帮忙，谁给他一巴掌我给他几块钱，谁踢他一脚我给他更高的价格，那个男子打农民工一边打一边说，再让你不长眼，让你长长记性，给旁边的人，帮帮忙打一下，这个不长记性的人，打出问题，没事，我都能摆平，因为我是区政府的干部，这个话一说，关键词是区政府的干部，一说这个话不要紧，一说区政府的干部，你干部就可以欺负人了，然后看的人越来越多，推推搡搡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传得很厉害了，他一说是区政府的干部，三传两传就成了区政府的重要干部，三弄两弄最后引发了几万人冲进区委和区政府。我们国家现在这种民生得不到改善，意味着民众有各种不满情绪的人这个比例比较高，面积比较大，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谈论的那种中国的各个群体都那么焦虑，要想释放出来，找到一个机会就宣泄发泄出来，以这个为机会，以这个为契机就出来了，或者说导火索，这个特点可以说值得我们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
（四）诉求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第四个特征，民众利益诉求方式总体上是偏于温和的，这和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别的时代很不一样。比如说马克思时代，工人一不爽了，觉得受冤屈了，第一步是什么呢，先捣毁你本工厂的机器，让你老板赚钱，把你机器捣毁了；第二步，他觉得不行，气还没有释放出来，然后罢工游行；第三步，很有可能拿起武器走向街头了，成为暴力行动了。我们国家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远没有达到那个地步，除了新疆、西藏不算的话，新疆、西藏要算就单列了，那是民族地区，色彩很重的，民族色彩宗教色彩很重的地区，跟广大的内地差别很大，我们就广大的内地来看，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总体来说是比较温和的，群体性事件自带武器就准备冲出去了，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极为罕见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国家的民众利益诉求方式总体来说定位定性是什么呢，是一种和平请愿，包括各种形式的上诉都是和平请愿。静坐，典型的和平请愿，中国民族是极为温和的，忍耐力是超长的，不到万不得已，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用暴力的手段去进行利益诉求，都采取温和的方式，这很好理解的，大家知道中国民众对社会稳定的重视，很多外国人发现，说近乎一种情节了，原因比较好理解了。
1949年以前我们国家动荡了一百多年，然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政治折腾，运动此起彼伏又是不稳定很多年，我们国家各个阶层的民众对于社会的安定稳定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认同，他一般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破坏稳定的分子来定位，而且中国民众还是比较理性的民众，非常理性的民族，他要算很多的账，长远的账，他要算一时冲动，被法院判一个10年徒刑，值不值，为了一千块钱的案底，为了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铤而走险，造反了，值不值，不值啊，自己判刑了以后，自己父母怎么办，自己后代怎么办，自己父母谁赡养，他算很多，中国民众就是能忍就忍了，他觉得能忍只要能忍过去，哪怕忍一代、忍两代，只要第三代第四代发大财了或者当大官了，这样一来以前几代人的委屈都找了回来，他是这样算帐，中国民众是能忍则忍，外观上表现出的利益诉求方式基本上是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看这个图片，这是一些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到老板要，老板不给，最后怎么坚持的这样一种诉求的方式，他们拿着铺盖卷把老板车围起来，老板不给钱，他们就不走人，他们这些农民工真是又善良，又可怜，他们不知道老板有好几辆车，你这样有什么用，民众就是这么温和。
再比如说，中国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方式的时候想游行，但是游行又很难批，不大可能批准，就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集体散步，这个法律没有禁止集体散步，我们集体散步没有违法，现在广东、湖南、河北都出现了集体散步的现象，非常温和，就表达自己这种利益的诉求。我们看这种北方某省一个城市工人跟企业主出现纠纷了，争持不下，工人说不跟你老板争论什么呢，我们散步去，我们怎么散步，我们准备从这个城市散步散到北京去，我们看当地的市的一些负责人，市委的负责人到现场去拦截，好心好意给劝回去了，我们看我们国家真的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马克思时代，看刚才类似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遇到这种现象，那时候没有轿车了，假如有的话，先让老板的汽车给捣毁了，让你长记性，第二步才是要工资，我们国家跟那个时代比真是非常温和，极端温和。前几年出现的千人下跪，这是在前几年大连市下面有一个二级市，庄河市，庄稼的庄，河流的河，很多农民土地被征用了，但是补偿款项一个多亿，遥遥无期，不翼而飞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个是活命钱，老百姓不干了，到市政府那静坐，静坐三天，市长不出来，他们又集体下跪三天市长还不出来，这个市长做的太不像话了，最后市长免职了，我们看我们国家的民众就是用这种温和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将民生问题归属于社会公正问题
第一点，应该把民生问题归属于社会公正问题。因为民生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不是一个独立的板块，从坐标定位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是从属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本质与核心，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强调的，社会公正有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的价值取向。第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共享。胡锦涛总书记在本次党代会报告上，十八大报告会上，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共享的问题。除此以外社会公正还有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就是要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共享和自由发展，共享它的功能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保底，给全体人民有一个底线。自由发展功能主要是不限高，每个人有多大的能量让他尽情发挥吧。
从社会公正角度来看改善民生是属于社会公正的第一个价值取向，第一个是共享所关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民生的趋势，我们现在一定要强调公平正义，要强调改善民生，同时需要我们看到的是，民生问题还不是社会公正的全部内容，不能以偏概全，提示我们民生问题虽然十分重要，我们在改善民生问题的同时还应当鼓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否则这个社会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麻烦。一个社会共享和自由发展是缺一不可的，一个社会如果只是注重共享而忽略了自由发展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逐渐进入两个状态了。一开始老百姓兴高采烈共享，接着进入平等主义，这个社会就没有活力了，更没有创造力了。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只是强调自由发展，这个社会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一个社会要想得到一种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维护公平正义，于是做到两个方面的事情，共享和自由发展，而民生属于共享的内容。
（二）将藏富于民作为重要国策
第二点，我们应当把藏富于民作为重要的国策看待。改善民生在进一步的要求，我们知道民生有最基本最底线的国家，由国家确保每一个人的底线，当这个完成了以后，启动每一个人的自我发展的能量，政府给多少，一个统一规定的东西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也是必须的，当这个做到了以后，必须强调民众自我的发展能量的开发，这就是藏富于民。藏富于民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它的基本要旨就是要消除和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现象，要防止公权与民争利的现象的出现，要鼓励民众积累财富让财富向民众倾斜，使中等收入者成为主要人群，这是藏富于民的要旨。世界现代化进程说明藏富于民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特别要防止的一条就是国富民穷，特别要防止这个，或者说国强民弱，只有藏富于民才能防止这种不利现象出现，我们应当是强调是什么呢，富民和强国，而在富民和强国这两者当中，本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但是两者的分量是有差别的，相比之下富民更加重要。也就是藏富于民，只有做到藏富于民了，这个国家才是真正强大，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原因很简单，你只有做到了藏富于民，这个国家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只有做到了富民，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的消除内耗，形成有效的社会团结，进一步使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强大。我们看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持续强大的国家，全部都做到了藏富于民。英、美、法都是藏富于民，德国、瑞典都是藏富于民，如果做不到藏富于民的话，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从古代来看，秦王朝很强悍一统天下，当时秦王朝成了天底下最大的军事帝国，这么强大的军事帝国是建立在对于民众横征暴力的基础之上，不但征税征的难以忍受，而且压服劳役干各种活去，于是大批民众无法忍受了，造反了。于是这么强大的军事帝国，打遍天下无对手的军事帝国在一批非专业军人的，农民的打击下，哄然垮台，这是古代的例子。
我们再看当代的例子，前苏联够强大了吧，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北约都很害怕的，都是巨大的军事帝国，这么巨大的军事帝国主要精力是发展军事工业，强大军事力量上去了，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去了，而对民生相对来说比较轻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民生长期漠视，谈不上藏富于民，最后民众与前苏联这个国家这个机器离心离德了，最后苏联解体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强调一个什么，藏富于民。至于藏富于民主要是强调什么，要大面积的减税，要鼓励人们自由创业，我们看十八大报告，胡锦涛再三强调什么呢，要鼓励人们自由创业，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是什么呢，提出了从2010年到2020年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要增加一倍，这10年要增加一倍，GDP总量和居民收入都同时增加一倍，倍增的计划，这一条做到了也是藏富于民一个重要的举措，这个计划应当说是提得非常好，值得人民去努力。
（三）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
第三点，应对思路和对策来说就是改善民生这种我们现在应当着手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如果提建立一个高级和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是很现实，因为我们国家很多都是从头开始的，如果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切实可行，能够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当中提出的五个有，这次十八大报告仍然延续这种提法，就是要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劳有所得，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问题，比如说最低的工资标准线要确立起来，同时最低工资标准线要不断的提高，不能拖欠工人的工资现象，这更不用说了；病有所医，这主要是指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我们看这“五有”当中哪一有是最艰难的，未来是最复杂的，很多人认为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最艰难，难度最大，实际上都不是。难度最大的，以后越来越复杂的是病有所医，病有所医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到现在中国人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人们对养生健康越来越看重，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强大，一个退休工人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可能医疗费用就一两千，而且随着新的药品，新的治疗方式问世，一开始都是比较高的价格，为了治病什么高的价格都得用，这样子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方面一定要慎而又慎这方面。我们看各个国家，发达的国家，在老有所养，养老保险方面，住有所居，住房保障方面，成功的国家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在病有所医方面，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证明这方面难度是十分大的事情。我们现在建立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是想不想去做，想去做能够很轻松的建立起来，我们国家财力很雄厚了，去年突破了十万亿财政收入，如果加上各种隐性财政收入是十好几万亿，如果每年从中拿出八千亿到一万亿作为追加性的民生投入，那么这样一种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从这儿看到我们应该着手建立，这一次应当说胡锦涛把五有这么一个目标提出来了，如果一旦落实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的话，我们国家可以说是民生的总体状况能够迈上一个巨大的台阶。
（四）注重“加法”，慎用“减法”
第四点，我们要注重“加法”慎用“减法”，改善民生的时候，要注重民生政策不断的增加一点什么，一定要慎用什么呢，减掉某些政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至少是操作层面的规律性东西。从技术层面操作性规律来看，民生政策的操作与实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应当作做加法，不宜做减法，这很好理解。对广大民众来说，如果普遍增加一些利益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但是，对于已经实施的民生政策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合理的之处，适度调整下来给它降下来的话，民众往往是不答应了。因为人，不论哪个国家的人，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的人群，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做人性的共性也好，人性的弱点也好，都是共同的，民众得到一种利益的时候，不管这个利益来源好坏，来源是公道不公道，一旦成为自身有机利益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他不管来源合不合理了，就是让他退出来一块，就不会干了。如果让他强行退出，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广泛抵触，甚至会引发一些社会不稳定现象。比如说，法国、德国福利政策特别是法国，高到一个非常高，还有希腊高到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步了。
比如说法国，有的失业工人各种要求符合标准的话，拿最高标准失业保险金的失业工人收入拿多大一块呢，那个收入标准是正在干活那个工人平均工资的6倍，你说这合理吗，都不干活了，失业了，你拿的失业保险金，我们是指最高档，一般干活的人的6倍，这合理吗？我们看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一旦要把这个不合理高福利政策给它矫正的话，老百姓就不干了，甚至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示威、骚乱等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借鉴和汲取。我们在进行民生政策制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多试点，小步多试点，不要大幅度的迈进去，以后被动了，小步多试点，反复，觉得万无一失了，再进一步推进，小步可以快一点慢一点，但千万不要，尽可能防止一大步，一步到位。我们看有的县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什么，资源县，煤炭很雄厚，财政收入也高了，提出全县公费医疗，全部享受公费医疗，这个提法我觉得再慎重一下，效果会更好一些。你现在煤炭卖的高价的时候，财政收入能高，如果煤炭卖不出去高价了以后，财政收入会降低的，降低你还有这个财政能力来保障全县民众的公费医疗吗？就很难保障了，保障不了，一旦退步民众往往不干了，就会对政府产生某种不信任，甚至抵触，甚至进行各种利益诉求，在中国具体的表现就是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这方面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汲取。
简而言之，从上面分析当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做好了以上四样事情，中国民生问题就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我们现在不要担心我们现在民生状况，我们现在方法比困难多得多，美国都能在那样一个矛盾当中到最后出现了大反转的局势，我们现在又借鉴了这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和汲取这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相对来说力度又比较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事情，中国民生问题就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中国就能够顺利渡过关键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同时社会的安全就能得到极大的保障。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能够得到一种强劲的内需推动的力量。最后，我们促进民生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我们把公平和正义与民生捆绑在一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由此能够得到大面积、大幅度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