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到上面人，真应该少。由科长提成处长了，当年和你竞争处级干部都被你淘汰了，你由处级竞争为局级了，当年和你竞争处级干部都被淘汰了。你由局级上升为部级了，凤毛麟角了。所以这些人能到司局长，像你们北京市国教委主任，副主任，这样的领导岗位，到了北京市市长书记，这样的岗位，这些人哪一个人没有他不简单的奋斗经历，都是有过追求，有过理想，甚至有很多做出过重要工作。 但是我要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当一个人的权力靠人性本身难以抵御的时候，如果再缺乏外部强有力的制约约束，谁都可能走向反面，人性很多是共性的东西。你说我不会，你不会是你没当上北京市委书记，你当了那样高的职位以后，你看有多少人千方百计想跟你认识，就想认识这个权力，不一定完全认识这个人。 所以我们这么多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有能力的官员，都是做出过业绩的官员，最后都走向反面，这很发人深省。当年意大利女记者问邓小平，毛晚年整了那么多的老干部，当年和他干革命的老革命家一个一个被他整下去，是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不好。邓说不是，是我们的制度有缺陷。他下面讲两句很经典的话，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它可以使坏的行为受到约束，制度不好它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我觉得我们这么多的官员出问题，我认为不完全都是个人的原因，确实是与这个机制制度有关系。 我有一次在交通部机关讲课，我当时我记得那时候交通厅长出问题很多，我给他列举这儿的厅长出问题了，那儿的厅长出问题了，叫做交通部的人，就说我们还没有一个银行行长处级的待遇高，大家哄然大笑。越是一些重要岗位，你说当时选交通厅的厅长那是慎之又慎的，选上去都是很优秀的，我们缺乏这种约束机制。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香港过去很贪，1974年香港建立廉政公署，这个机构可以进行秘密调查任何一个官员，只对一个人负责任，权力非常大，可以秘密的调查卧底。其实这样一个制度到了现在36年，香港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官场之一，在五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治理评价中，香港的廉洁指数一直处在全世界前十位，所以说目前香港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官场之一。 我这样说大家觉得抽象，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梁锦松当年是香港的二把手，董建华特首第一司长就是财政司法梁锦松，二把手。当年梁锦松就因为小小一件家庭事件，事情导致了下台。就他娶的夫人是内地跳水皇后伏明霞，伏明霞临生小孩之前，他们夫妇商议要在家里添置一辆进口高档车。而梁锦松作为财政司司长制定政策的人，他很清楚再要不要两个月，香港进口高档车的价格要上浮。梁锦松就在价格上浮之前先买了一辆，后来曝光了。梁锦松把节约出来的这部分钱，全部拿出来捐给香港公益事业。然后向香港社会道歉，最后香港社会不答应。就因为这件事梁锦松引咎辞职，永远离开香港官场。 我曾经两次去廉政公署给他们讲学，他们内部人的管制行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比我们中国严格。大家想像这样的事情，在内地官场还算事儿吗？我也交钱了，我一分钱也不少，只是我知道价格上浮了，我先买一辆。这样的事情如果也要辞职的话，我想我们内地官场留不了多少人。我想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们没有这种氛围，贪官还砸不过来了，别说这类事情了。而且还永远的离开官场，还不能转转再回来，不能像我们问责了以后，转转最后都回来了，甚至还提拔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学校放假之前我们搞了一个，与外交部合作培训了一个大使培训班。这是我们国家大使馆的大使调回来集训，因为我们给省部级讲课，并且给高官讲课要留一个小时，就大家提问互动。结果在互动中有一个新西兰大使，就是中国驻新西兰管的大使，一把手，他讲的例子我当时印象很深。 他说，教授我当年是中国驻尼日利亚，就非洲驻尼日利亚的大使馆的大使。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贪腐的国家之一，官场一塌糊涂。我现在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大使，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官场之一。他说感受非常深刻，原来是一个非常贪腐的尼日利亚，现在是驻在新西兰很干净的官场，官场非常大。就在他回到国内接受这次培训之前，新西兰发生一件事。 一个部长，内阁部部长请客吃饭，开葡萄酒超标了。就开了两瓶葡萄酒都超了一点，那么它这个请客的规格规定了葡萄酒只能开100块钱以内的，结果这个内阁部长就开了几瓶超标，每瓶大概超了10多块钱，开了100多块钱一瓶的。就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就彻底的下台，引咎辞职。大家想象这些国家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和管制，严格到这样一种程度，我想这是我们内地我认为是望尘莫及，现在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所以我说只要政府这种行为，官场这种贪腐，公权滥用得不到有效控制，你就很难得到老百姓真正的信任。但是这个政府行为我就不说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就这种东西在深刻的影响着政府的形象，也离间着官员的关系。 那么面对政府这种压力和这种社

交通我估计是和老百姓生活都目前可能是最高的一个现在。也包括食品安全，和交通比的话，北京的交通可能是老百姓议论最多的。但是就用什么方法来治理交通？我觉得确实过去可能有大的失误，过度发展小汽车，走美国式的道路，后来犹豫不决，现在又搞公共交通，但是为时已晚。现在又限购，限购是最坏的方法之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限制购买是最不好的方法之一，但现在我们没办法，只能用这种方法。 再提高涨价，开了以后10块，20块的涨价，我觉得车位非常少，和车的矛盾非常的突出。然后再通过严格的经济手段，我不知道这种经济手段究竟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我觉得要换位思考。要从老百姓的角度，我们既要有效的提供这种交通的服务，还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这就不是一个小的政策，是一个大的政策。当然我很清楚，像中国这种部门有的时候他的政策决定不是部门来决定的，由各个高级的级别官员来决定的。但是这个失误一旦造成以后，这就不是一时一事能够拉回来的。 现在看到营造好的环境，你们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出行环境，这是你们主要的责任，而不是通过这个东西要赚多少钱。我们是国共部门，靠财政维持运转的，在这之外你不能有过多利益的获取。 第二，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的权利和国民的权利是相反的，很多官员不了解这个基本的要义。你看法律限制老百姓不能做什么，法律对老百姓限制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栏路抢劫。法律没有规定老百姓做的，老百姓都可以做。就法律规定老百姓不能做，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可以做。 那对政府是相反的，法律规定政府只能做什么，不管具有行政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所以我们才叫依法行政。你的所有行政活动都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活动是伪活动。那你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边界范围内来行使你的职权，你的权利不能乱来。我们一些城市市长动不动提叫节约城市，这个口号都是错的，但是很多城市都打着这样的旗号，动不动政府代替企业去招商引资。 第三，我们现在讲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质上讲就是要构建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主体，不是以政府自己为中心的主体。换句话说叫政府围绕老百姓转，公众转，不能让老百姓为政府转。这都是我们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一些重要理念，包括社会管理也是。我在《人民日报》，他们让我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个标题叫《管理不是目的，服务以人为本》。我觉得我们也要适应城市交通管理，管理的这种手段，管理的目的是要为社会公众，老百姓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创造出行条件。而不是为管而管。

第二，体制改革和创新。有了理念层面上还有体制，那么在体制方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横向就是优化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结构。纵向就是减少行政的层级，那从横向来讲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大部制这样的行为来整合政府。大家看到汪洋在主导广东的政府改革，行政改革中有很多探索。他把深圳、广州、珠海、树德、良相这五个城市区自主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如何来干。最后大家看到广州率先创造了预算公开制度，广州预算公开了，上海说预算是绝密的，不能向社会公开，引起老百姓一系列的哗然。现在预算公开，全部推向全国。 树德一个区是佛山市一个，是县级区，但是这个县级区的经济总量超过两个省。就是宁夏，青海两个省的GDP加起来都没有树德这个区多，经济非常发达。这样一个区它把党政40个机构整合成16个，党委6个，政府10个。党委6个就是，党委6个部门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是党政一体的。党委办，党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合属，两个班子一套人马。纪检和审计合属，组织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合属，宣传和体育文化旅游局合属，统战和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外事管理合属，政法委和司法局合属。党政六个部门没有一个是孤立的，都和政府部门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 政府这边是10个局，发展改革局、经济促进局、公安局、教育局、交通运输局、卫生计划生育局、市场安全局，市场安全局把原来八个大盖帽整合成一个大盖帽。这八个大盖帽整合成一个，还包括中央垂直管理三个部门，工商、税务、质监都整合到市场安全局这个部门中去了。 第二个，党的六个部门，政府十个部门一把手都由区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党委的六个部门常委单位一把手，政府的十个部门是副区长或者是政务专员担任一把手，彻底打破一个副局长分管几个局这种工作模式。一个人就管一个，第二个形成一个大决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是决策成员，决策完了一个一人管一个部门，一人就是管一个一把手，就在你部门快速落实实施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