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似乎解释不了后一半，就是中国现在相当多的家庭，包括社会个人应该说初步都实现现代化了。去年我们全国人均超过4000美元，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40万亿人民币，折合5.9万亿美元，人均超过4000美元。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似乎越来越尖锐，社会犯罪愈演愈烈。 同样，官员的行为也没有明显的收敛。从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犯罪来看，去年出现了若干起杀童案以后，坏人跑到托儿所，中小学去杀无辜的小学生，幼儿。这些案件出现以后，整个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大家知道，人的安全需求是一个基础性需求。美国的有一个学者叫马克斯洛，他发现人的五个基本需求，叫五需求理论。我想年龄大的人都应该知道，年轻的大学生都知道。五需求理论到现在还没有人能颠覆他这个理论。 第一个就是胜利需求，这是最基础的。人要吃，要睡觉，有七情六欲。第二是安全需求，第三是社会交往的需求，第四是种族的需求，人的尊严，第五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五个需求一步比一步高，但是安全需求它是基础性需求，是基础性需求。你比如说不能生活和工作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出现了若干起杀童案引起了社会的恐慌，中国大批的高端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移向海外，造成高端人士的严重流失。 去年大概亿万富翁27%的人已经完全的完成了移民的任务，移民到海外去了。还有44%的亿万富翁有准备移民到国外，为什么？就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没信心。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大家看到昨天，昨天前天新疆喀什连续两天发生极端恐怖事件。抢车，把大卡车就开到人群中，到处乱开，导致可能是一个恐怖的活动。 那么这种社会没有安全感导致大量的高端人才离开中国，去年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移到美国和加拿大外国的人，中国就双双处在第一。是加拿大接纳全球各国的外国移民，美国接纳的外国移民中国都拔得头筹，也印证了这一点。 同时看到官员行为也没有见明显的收敛，尽管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很大。我带了一个博士是中组部的，在北大读博士学位，他说中组部年年算帐，说胡锦涛2002年10月上任到现在，一共光省部级高管腐败分子抓住的超过80位。平均每年抓的省部级高官腐败超过10位，就是80多位。你不能说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大，反腐败的力度很大。 但是反过来我们要发现，现在曝光的腐败官员他们腐败的涉案的金额似乎也越来越大。大概就在前两周之前，一个礼拜内枪毙两位副市长，极刑。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一个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就许迈永大家看到资料了，我在杭州做课题他们早就告诉我，这个挺能干的一个人，家境很穷，家里大部分都是盲人，瞎子。他爸爸就是一个盲人，在地方算命是非常有名的人，盲人会算命，当年就给许迈永算过一命。你什么都可以做，千万不要去当官。结果许迈永就有当官的命，他原来是萧山市一个中学的农民老师，后来筹建了街道办事处干了一点什么事，就干的很出色，一路上当了萧山市的市长，萧山是县级市，后来合并到杭州，又当了西湖区的区长，管西湖改造，城市建设，城市规划这一套，干的很出色。又提升为杭州市副市长，又管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结果这么一个官员最后贪腐达到2.06个亿，大家看到后来被人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在杭州西湖区当区长的时候，据说他和很多漂亮的女士有染，最后他的问题曝光以后，导致杭州区很多家庭解体了，崩溃了。就知道他夫人可能跟区长有染，所以解体了很多家庭，前不久执行了死刑。 其实我看外面报道，直到最后一个礼拜他还认为，他的案子上面会有人拉他一把，不会最终的枪毙他。最终这个救星也没有出现，把他枪毙了。据说铁道部刘志军案曝光以后，第一次好像跟副部级以上的传达了，说当时的涉案金额超过48个亿。就他一个人的涉案金额超过48个亿，后来据说这个案子的标的又扩大了，这不是主要的正式传达，巨大刘志军一个人的涉案金额超过100个亿，100亿的人民币。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 光总工程师，据说在国外筹了28亿美元，28亿美元相当于数百亿人民币。他的夫人，小孩早就到国外去了。那么大家说，一方面主要中国反腐的力度很大，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腐败的涉案金额似乎越来越多，涉案的金额也越来越大。那么他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通过社会转型肯定比发达国家走过社会转型这个道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种特殊性在我看来大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是一种双转交织，它不像发达国家当年社会转型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我们是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轨的使命。 我们搞了几年计划经济，最后发现走到的是死胡同。我们要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中都没有经历过的。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体制转轨它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来，它没有这个积累过程。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后来再伟大，但你生下来都要从牙牙学语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的，历史的积累过程。 如果我们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经济商品经济，民族资本应该能够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但是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国民族资本长期受到抑制，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先天不足。1949年共产党建政一步登天，直接选择了计划经济，把商品经济跳过去了。当时想的非常美妙，什么东西都通过国家把它计划出来，要什么生产什么，要多少生产多少。不要中间的流通环节，不要市场，想的非常好。 结果我们实际上30年发现走到了死胡同，从49年到79年，走30年计划经济发现前面一个大牌子，此路不通。这个时候计划经济已经长的根深叶茂，但是不挂果，不结果。把这棵树连根拔掉，重新培育起一棵市场经济的小苗太慢了。邓小平靠他个人的魅力，靠国家和政府强大的力量，强行扭转经济方向。让它由计划转向市场，强行扭转它的好处来的快。就像把这棵计划经济的树干给它保留着，把上面的枝叶给它砍掉，把市场经济嫁接进来。 这种嫁接来的快，但是嫁接本身就意味着你要付出成本，付出代价。否则我们现在很难解释，为什么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数十年形成的文明，美德，道德相当于最后都被冲击的荡然无存。我想大家知道一句话，中国历史上就一句话叫，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现在中国很多人不讲道了，就为了发财，为了致富可以疯狂，可以不顾一切。可以在食品中造假，可以在药品中造假，这是一种极端的犯罪。 马路边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谁都有义务上去扶一把。但现在人不敢轻易去扶，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有陷井，是不是要吃官司。但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出问题了，基础社会秩序出问题了。大家很了解，这是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靠两种力量。一种就是道德的约束，道德的约束是你的家庭，你的文化，文化这个根，是从小长大这个内敛这个过程，使你知道在社会过程中哪一个事你应该怎么做，应不应该做，这些都是道德来约束的。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约束的底线大量的被击穿了，而另外一种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就是法制，而法制对人的约束是建立在道德对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道德这个基础出问题了，那么再多的法律条文可能都不起作用了，失灵了。所以我说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构社会的基础秩序，要最大限度防止社会溃败。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了，GDP上去了，最后道德沦丧了。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确实面临这样的危机，这是第一个转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一样的所在。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在客观上对农民造成了双重的结构性剥夺。我讲这个观点你们是不是觉得耸人听闻，其实我们可以说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起家的，年龄大一点的领导都很清楚，当年的安徽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从农村点起改革开放之火的。后来我们有过大面积的农民离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再有后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我们有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多少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叫涉农文件，就是关注“三农”，农民、农村、农业。 但是一项一项具体政策的关注，并不等于我们就对农民的利益整体上给予了，得到了实惠，这两个东西不是完全的划等号的。你想想一项一项的政策我们都是关心“三农”的，但是我们从结构上来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实际上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双重的伤害，我把它叫做结构性的伤害。 第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向城市输入了2.42亿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就是从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有2.42亿农民离土了，离土的农民都是受过初中以上的义务教育的合格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