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实际上造成三大富豪群体，第一，权贵富豪，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叫权贵富豪，这是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占有的财富最多的群体，叫权贵富豪，这些人大部分人都有权力背景。 第二，草根富豪，草根阶层，像黄光裕这样的草根阶层，没有什么背景，最后靠个人的努力公司成功上市，成为富豪。我前不久到汕头去讲学，汕头告诉我说，三个特区之中我们汕头最差，厦门，珠海，汕头。但是我们汕头出了两个富豪，其他地方没有。第一个李嘉诚，第二个黄光裕。李嘉诚，黄光裕都是汕头人。叫草根富豪。 第三类叫经营富豪，就是原先在党政机关任职，后来下海最后公司成功上市，变成富豪了。应该说对这三类富豪群体中，整个社会诟病最多的就是第一类富豪，叫权贵富豪。这些人往往以权力，资本，资源三者叠加形成的富豪。 那么大家想十二五期间主要为什么如此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医疗教育社保这方面的投资投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要通过国家这种努力来遏制这四大差别继续在放大这样一种局面。有人说财富源源不断的向三个方面集中，第一，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源源不断的向政府手中集中。我想帐很快就能算出来的，2010年全国的经济总量不到40万亿人民币，39万亿多一点，而政府拿走了三分之一。去年我们的国家财政收入8.3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2.9万亿人民币。这两项加起来就接近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政府事实上去年大概拿走了政府收入大概超过了3万亿，3万亿什么概念呢？去年我们GDP总量39万亿，政府收入拿走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所以说财富源源不断向政府手中集中。 第二，从劳和资来看，劳和资，财富源源不断向资方手中集中。国有企业的老板动不动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前不久，我是国家信息化专项咨询委的委员，我们在长春吉林开了一个工作会。国家信息化专家委的主任就是国务院信息化的副部长，他刚刚在我们这个会召开前不久，被任命为中国移动的党委书记，马上就是董事长了，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们在工信部当副部长你年薪才几个钱，中组部一任命你到了中国移动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董事长，年薪就是几百万。一夜之间中组部给你发一张纸，你年薪就从几十万变成了数百万。 北京市也差不多，北京市的大企业，你去现在当局长了当几年完了以后，你再去当领导去，再去当官，全国各地基本上成这样的一种模式。我曾经多次写文章抨击这种制度，我说据我所知世界上何时有这样的制度，一个人能回到政府当官，又能到国有企业去任职，这两个是不能兼得的。 你要回来当官，你在管理企业是不能拿高薪的。国际通行的惯例就是你要在国有企业任职，你可以比你在政府任职的工资高三倍，不能高处三倍，但是绝不能拿高出三倍。那国有企业什么时候可以拿高薪呢？总经理。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只要能回来当官的，就不能拿高薪的。不能回来当官的，职业经理的那可以是在全世界招聘，你可以当总经理，但是你不能当官。那么这些人的工资，是和你国有企业的经营挂钩的。你经营的业绩好，你的工资才能高。但我们现在这个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大家看到劳和资这两种冲突现在越来越尖锐，不仅仅在国有企业，更主要在民营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涨工资没有严格要求了，所以说私人老板尽量压低克扣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劳资冲突。 第三，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相比财富源源不断的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垄断行业财大气粗，一个资料显示，2008年我们所有在垄断行业中就业的人群占整个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他们拿走了2008年全国工资福利的50%。就是说在垄断行业中就业的人群占了全国，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就业人群的8%。但他们拿走了2008年全国福利的一半，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 2010年中国众多的行业，最后评下来最高收入的行业就是中国石油，比中国石化还高。中国石油去年的人均年薪平均达到38万，就中国石油这个行业2010年的全行业的人均年薪收入达到38万，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收入最高的。那么这样一种四大差距被放大，这也是中国社会不能稳定，不能安定的根源。 第三，正因为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所以政府的政策的公正性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的质疑，受到老百姓的质疑。我想在座的都很清楚，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权威的机构，在社会上凌驾了好多机构，北京大学，北京医院，这也是公共机构。北京大学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北京医院提供医疗服务。 那为什么这类公共机构它不具备权威性呢？因为它不掌握规则制订权，它不掌握社会规则制定权。

我们说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狭义政府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政府和社会其他公共机构的重大差别他手上掌握规则制定权，那就是第二个问题，广义政府指什么？狭义政府指什么？ 广义政府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美国是三权分立，我们不是分立，但是我们也有三权，我们是三权统一的。叫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是一个国家广义的政府，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 狭义政府就不是指一个政府的具体部门，而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像北京市人民政府，狭义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就不包括北京市人大，不包括北京法院，检察院。国家就是国务院系统，国务院系统，上到国务院，下到人民政府，这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再加上立法权，人大系统。司法权，我们是两个系统共同行使司法权，检察院和法院。我们三驾马车是统一的，不像美国三驾马车是分立的。 我们说广义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狭义政府可以制定公共政策。政府的权威性就在于你保持政策制定天平的公平和公正，老百姓，企业把税交给你，你变成了公共财政，在中国养了4000多万人，800多万国务人员，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就800多万党政国务人员，大量的行使公共权力。你首先要保持社会制定政策这个天平的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制定国家的公共政策。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贯彻实施来平抑社会的矛盾，化解社会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 你们想过没有，一旦这个制定政策这个天平，这个公平公正出问题了，可能像富人倾斜了，有钱人倾斜了，向垄断行业倾斜了，这个社会就非常危机。政府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有人说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垄断行业的左右。所以说，中国社会上层在经营化，什么叫经营化呢？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掌握权力，私人老板他们掌握财富，这两种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中央叫官商勾结。 而中国社会的下层正在走向碎片化，农民，下岗的，打工的这些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定中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因为农民的利益受损以后，没有组织替他来表达，一个城市的利益受损以后，没有组织替他来诉求。最后要个人起来和社会抗争，跟社会抗争更多的是跟当地政府抗争。政府参与的方式，政府征用你的土地，这在当地找不到说法。就这样之后，就上访，到北京再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采取极端的表达形式。堵塞交通，烧汽车，卧轨，跳楼都可能。所以大家观察到，就是往往一个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后面，或者是大量的上访求助的后面，他反映的是一定时期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本质是这个问题。不都是无理取闹，据我所知中央对这个上访事件有三个80%的判断。第一个就是80%的上访求助都程度不同的有一定的冤情在里面，有冤枉的因素在里面。第二个80%反映的问题，就应该程度不同的给予解决。第三个所反映的80%的问题本来是可以在基层就得到化解解决，但基层没解决好，所以都到上面来了。 你们记不记得前年北大的一个老师，专门的去研究上访这种心理的，他在网上有一句话没说好，引起轩然大波。什么话呢？他说根据他的研究，经常上访的专业户99%都欧精神病。就这句话没说好，结果好几天北大被数千上访的民众包围。不包围信访局去了，包围北大去了。我有一次到北大去讲学上课进不去门，外面听着五六辆国务院的警车就在维护秩序，那些访民喊着口号嗷嗷叫，喊那个老师的名字，说你出来，你看我是不是精神病。就一句话没说好，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所以说从本质上它反映上是政策上的公平公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我们学院经常为省部级的高官讲课，其中我们办过三期省部长的小班。主要不在我们这儿学习，主要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学习。但是走以前先在国家行政学院集中几天，先上几次课，主要在美国学。从耶鲁大学学一个月回来以后，再在我们学院再总结若干天，三四天，这个流程就完了。 我记得有一期班长就是周勇强，当时他是中央书记，正处级的官员。他是班长，主任就是秘书，李伟当时担任国资委的副主任，他是副班长。一共25位省部级的高官，到美国以后美国的布什听说中国的团中央书记带了25位省部级的高官到耶鲁大学学习，布什破例的和这个班座谈了一个小时，就访问了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然后他们又访问了美国的首席大法官，看美国的这个司法是如何相对独立的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