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初期，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就是在中国把国门打开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尝到全球世界经济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刚刚起步，另一方面邓小平把中国的国门打开。国际的资本向潮水般的涌向中国，现在看为什么国际资本愿意到中国来？ 我看来它有两个最核心的条件，要素。第一，中国的资源价格非常便宜。第二，中国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这两个东西使国际资本趋之若鹜。但是在我看来，当我们各级政府开出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外资是打引号的。发达国家有计划的把他们相对落后的产能大规模的向中国转移，对资源消耗多的，对环境破坏严重的。最后我们付出三大成本，第一透支资源，第二污染了环境，第三牺牲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最后我们形成强大的低成本出口能力，中国源源不断的物廉价美走向发达国家以后，拉低了全世界的物价水平。 过去美国一个杯子卖5块钱，大量的中国产品进来以后，卖成3块钱，4块钱。发达国家老百姓从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获得巨大的实惠，但是中国把问题留给自己。当我们进出口贸易一直在两位数高增长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被掩盖着。只有多金融危机爆发，一夜之间中国的外部订单突然间大幅度的下降，外需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时候，我们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全部暴露无遗。 所以可以断定的讲，未来我们还要扩大出口，但是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再也不可能像过去的30年一直以两位数增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启动内心，经济增长更多的要往内需方面转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低端产品主导的，我们称为世界的加工中心，制造中心，但是中国顶多是一个低端制造中心。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在全球是第一，就是制造业整个的比重中国是排到第一上去了。但是你是一个低端制造，你是消耗过多的能源，投资的资源，破坏了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 世界上有三句话，叫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大量的企业是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专利，贴牌生产。我们去年出口的服装90%全部都是贴牌生产，所以说我们只有更多企业能够卖标准，在世界才能高端占有一席之地，有话语权，你才会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才会真正有地位。 第三，资源环境这种制约方式不可维系，联合国制订了三大人类发展指数，其中衡量人的生活质量指数主要有四个。换句话讲，联合国制定的衡量人的生活水平的指数，有四把尺子来衡量全世界65亿人口。200多个国家你的生活品质，第一个人均GDP，第二人均纯收入，第三饮水的质量，喝的水，第四空气的质量。换句话讲，联合国制定的衡量全世界65亿老百姓人口的生活质量的四个指标，有两个是环境指标。看你喝的水是不是纯净的，看你呼吸的空气是不是新鲜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搞上去了，经济总量上去了，我们把大江大河的污染，空气不新鲜了，老百姓还有幸福感吗？这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劳动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解决劳动者拿到太少了，所以内需不足，消费对经济贡献能力有限，都是基于我们的劳动者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占的份额相对太少有关。不管是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还是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老百姓，劳动者在大蛋糕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这是中国经济内需拉动不尽人意，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这是第一种，我们确实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二五规划要确立科学发展的主题，要确立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要勇于实践和改变我们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

第二，就是我们政府自身。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也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压力。那么就政府自身的问题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总体上大概存在三个共性问题。第一，结构不合理，组织结构，组织架构不合理。第二，管理运行中的生存问题没解决好。第三，政府的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三个问题。 从结构不合理来看，我们既有行政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党政部门只能有重叠的问题。行政结构我们这个政府毕竟还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计划体制下条条专政，部门管理这种痕迹依然存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政府结构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管理经济事务部门分工过细，设置过多，导致职能交叉，职能重叠。

我举一个例子，在交通运输，全世界都是一个国家就设一个交通运输部，有的国家把交通运输部和环境或者是其他都挂在一起设置一个部。我们在2008年大部制改革之前，交通运输部设了四个部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民航总局，国家邮政局。这四个都是管交通的部门，2008年实行大部制，按照原计划把这四个部门整合到一起建立国务院的交通运输部，最后铁道部严厉的反对，在上面游说高层领导，最后游说成功，所以最后尽管国务院成立了交通运输部，但是还没有铁道部。理由就是铁道部的政企还没分开，大家想想，如果说早改革政企分开，你看民航政企分开了，国航，南航，海航几大航空公司。 如果说铁道部如果早早能够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我想铁道部大概不会到今天这样一种地步。我认为这一次铁道部出这个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交通事件，但它对中国未来高铁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重塑威信拿金钱是换不来的。我们在铁路系统投入这么大的高铁，数千个亿，现在光铁道部的高官就抓出来8个，刘志军案出来以后，又抓出来八个高官腐败分子，这对我们的形象是有巨大的重创。 现在是在开始分离铁道公安系统，铁道还有检察，还有法院，先把铁道的检察，公安剥离给法院和公安系统，最后要变成大企业了。然后它的行政管理肯定要归到交通运输部。 日本当年铁路也是国有的，日本是85年把铁路民营化的，所以日本，说这次日本出现这样的灾难，日本幸灾乐祸，但是日本新干线47年没有死过一个人，没有出现一个大的事故，这个你也得承认。所以我认为这次事故绝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事故，它对我们整个铁路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重创。建高铁时候说，是在世界上要走到最前列，引领世界的，结果现在到这样一种地步，至少给我们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负面的影响。 所以铁道部的改革呼声再次在全国掀起，我也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因为我是一个体制内的学者，我讲的还比较客观。我不像学者讲的，一定要把铁道部彻底的把它解体，说的很尖锐。但是不合理的问题是存在我们除了行政结构不合理之外，我们党政结构明显有重叠。党有纪检政府检查，党有组织政府人士，党有宣传政府文化，党有统战民族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党有政法委，政府司法局。现在党又成立社会委，政府廉政部等等。就党政这两套组织架构职能明显重叠，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政府在管理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我把它归纳四个核心问题，四个关键问题。一，职能转变长期滞后。第二，政府自身改革明显滞后。第三，行政审批太多太乱，成为腐败的温床。第四，社会管理公共秩序的薄弱。这四个我不想都展开说，我只举两个例子。 你比如说政府自身改革，老百姓说政府改社会，改老百姓不能说是雷厉风行，但是整体很快。比如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拆迁征地，这一些都是改老百姓改社会的改的快。反过来三公消费，公车改革改了快20年，但是没破题。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也搞了十多年，现在只申报不公开。大家看，最近三公消费闹的沸沸扬扬，我也接受不少媒体采访。 一个国税系统去年的三公消费花了21个亿，全国的国税系统平均每天招待费280万，平均每天吃掉280多万。这是花的最高的一个部委，引起老百姓一系列的议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这是国际惯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后，三个月内公布他头一年的家庭财产状况和收入状况，中国老百姓纳闷，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头一年还不是美国总统呀，但美国的法律规定，总统这个岗位他的财产申报公开制要往前追诉一年，你头一年虽然不是美国总统，但是你参加美国的大选，你成为公众人物，而且后来证明你选上了。所以老百姓有权知道你参加那年家庭的财产搞和收入状况。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申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公开的环节。我认为只要没有公开的环节，这个申报它对官员的月素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现在抛出去4000多个贪官，卷有500亿的美元。前不久中国银行提供报告说，抛出去不是4000个贪官，是抛出去16000，各种各样的官员，卷走了8000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所以这次把赖昌星把他从加拿大引渡回来，震惊海内外，我那天晚上就在凤凰卫视也做了一个节目，专门谈赖昌星回来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这个案例就告诉在美国的加拿大的这些，逃到那儿的贪官都有可能被遣返回来。对没出去，总要去逃的官员也是很大的震撼。你现在没出去就别出去，你出去了可能还会被遣返回来。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我想我们不会有这么多官员当贪官，跑出去，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出去。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审批变成了腐败的黑幕。多少优秀官员都在这个审批权力滥用中败下阵来，哪一个国家审批都有许可，没有一个国家的审批范围像中国范围这么多，面这么宽，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很大。我们国家行政学院培养的都是高管，都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