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人到城市以后，没能和城市的同等市民处在同一个就业起跑线上。就在城市可能干了最重，最脏，最累的活，但是拿到的报酬大体等于是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30多年下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剥夺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这些人干活干到老了，打不到工了，再回到乡下去养老去。第一处，剥夺了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在一个意义上讲也变成了圈地化。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8%，那时候北京人很骄傲的，北京、上海本地人。因为那个时候100个中国人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到18个人，就17.8个人，大部分在农村。到了去年，中国城市化率上升到47.5%。就这样，我们的城市化还比工业化晚了13到15年。就按照当年发达国家走过社会转型工业化这个历程，你的工业化处在中期的时候，城市化率大体要达到60%左右。我们现在只有47.5%，但是到了2009年底中国城市实际上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6个亿了。我们现在全国是666所城市，叫做666，很好记，大中型城市666个。 在2009年底住在城市的人超过6个亿，现在基本的格局是农村住的7亿多一点，城市住的6亿多一点。这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13.4亿人，但是在城市住的6亿多人中有1.6亿人是没有户籍的，没有城市户口的。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一共增加了26%。但就在这十年中，中国的城市扩建面积增加了50%，就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6%，但是中国的城市扩建面积扩张了50%。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因为你们是搞交通的，肯定和人口的流动有很大的关联度。现在我们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以外，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世界人口城市密度的平均值。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个限制扩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看来就与我们的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土地政策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但是农村和城市这个边界它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在演变，今天是农村，明天可能就变成城市了。而我们的土地规定，当由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的时候，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定价的，而是补偿。政府以公共用地为由，要把农村集体土地首先变成国家土地，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给农民一定的补偿。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拿来变成国家土地之后，除了公共用地，要修道路呀，修公共设施呀，除了公共用地之外，剩下的土地政府把它卖给开发商，以市场化的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都想了巨额的土地增这个收益，大家看我们一些土地地王，拍卖一块儿土地多少个亿，政府都想着土地增值的收益。这种演变过程，客观上或者是根本上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 所以大家看，我们实际上是关注农村农民农业的，大的方面是给对农民造成了严重的剥夺的。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征地越来越变成战争了。我们用一个微观的在“三农”的关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从结构上对农民巨大的剥夺，这是当年发达国家走过社会转型中都没有经历过的，这是第二个特殊性。 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我们认为社会根基没有瓦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根基松动了，但是没有破解。中国社会客观上也变成了三元社会了，在农村、城市，在城乡之间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怪胎。你们说农民工算什么？说他是农民，说他是农村人，他早离土了，现在说的第二代的农民工都在城市出生的，连农村去都没去过。 你说他们算城市人，第一，他没有城市人的身份，就没这个户籍。

第二，很多人也没有城市的生活形态。看一个人是不是过城市的生活，第一个标准就看你家里有没有下水马桶，这个很简单的，但是他说缺少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农民工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城市住在地下室，像小老鼠一样的，就不具备城市的生活形态。我们社会客观上由二元社会演变为三元社会，你们想想过去一个农民想变成城市人，计划体制下，你们很多人很年轻，根本不了解。一个农村人想变成城市人，不能说比上天难，但是也差不多。但是基本上有三条道，一考学，在计划体制下只要你能考上技校以上的学校就意味着你将来毕业以后拿到城市户口，我变成城市人了，我的身份变了。 第二，当兵。农村孩子能吃苦，到部队当兵，只要你提成副排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将来就不要复员了，你就可以转业，转业就可以到大中型城市，那就有城市的户籍了。 第三，招工。那时候都是国有企业，到农村去招工，定向招工，找来了哪怕到城市当一个工人，但是你变成城市人了。除了这三条道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了，也不存在打工的市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局面彻底打破了，户籍慢慢淡化了，人可以在大面积的，数以亿计的人出来打工。你像北京市你们可以想象，北京市如果说没有这700常住人口我觉得北京市很多都玩不转了，低端的劳动市场几乎都是外来人口干的。 今年的十二五，主要领导就提出一个任务，提出一个想法。咱们叫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世界上没有呀，到底算农民还是算工人，就起这么一个怪名词。说咱们能不能把农民工这个概念把它废除了，不要农民工这个概念了，主要领导出题目让专家们想，说你们看看能想一个什么好概念替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但是这么多的大专家，都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念替代农民工，你看十二五规划仍然很不情愿的继续在用农民工概念。 世界上的城市化就是一个要义，就是消灭农民增加市民，或者叫减少农民增加市民。但是中国没有把农民变成市民，而是变成了农民工这样的怪胎。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特殊性在我看来带来严重的后果，后果是很严重的。现在看大概有五个方面，第一它使社会矛盾凸显了，使社会矛盾进一步的深化的趋势。我告诉大家，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平均还不到1万起，就90年到2000年之间。按照现在主要的标准就是参加闹事的人超过15个人，就统计算一次。15人以下就忽略不计了，在90年代大概平均每年全国还不到1万起。 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每年至少都在9万起以上。就不到10年，群体性事件翻了10倍。据说去年2010年发生了18万起，你们想想就在前不久我们正在准备建党90周年大庆的时候，全国安定不下来。内蒙古从511开始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正是由于西部开发，好多的牧民说西部开发破坏了他们草原生态，发生了冲突，压死几个人。最后导致整个内蒙古好多城市发生连锁反应，好多大学都戒严了，学生都闹事了。最后没办法，我们把38军，当年的天安门事件，38军调到了我们内蒙古。 广州增城一个四川的年轻夫妇，农民工摆摊和城管发生了冲突。结果有人在网上造谣说，城管合伙把男的农民工打死了。女的是怀孕的，政府一再的辟谣说没这个事，没打死人。但是老百姓社会不信政府，信谣言。最后在广州省不同地方打工的四川农民工向增城集中，连着三天暴乱。 江西男子上访事件，就策划了三起爆炸案，最后连他自己也炸死了。所有的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中国社会矛盾冲突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现在的维稳的费用大幅度的上升，2010年我们中央的，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一共高达6244个亿，高出了国防军费开支200多个亿。去年经费开支6000多亿，而公共开支6244个亿，维稳的费用在大幅的上升。现在全国的公安干警有200万人，而全国党政国共人员一共800万人，换句话讲，四个党政工作人员中就有一个公安人员。我们正规军230万人，国务院都快赶上正规军了，就给公安干警增加了很多的编制。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冲突进一步的激化的趋势，这是第一个后果，社会矛盾凸显。 第二，在社会转型中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换句话讲，中国这三组人社会转型没有一个差距被缩小，都被放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就是四大差距都被放大了，从城乡差距，我举子讲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1：2.22，这是什么概念呢？就78年改革开放起步这一年，农村人能收入1块钱，城市人平均能收入2.2元钱。30年之后，到了200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直接扩大了到1：3.33，到2008年农村还能收入一块钱的话，城市可以收到3.33元。30年下来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50%。 如果再加上城市户口的隐形福利，主要的领导现在判断，我们现在实际城乡差距在绝大多数内地，大概在1：5，甚至1：6，这是第一个差距放大了，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