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刚刚智中云（音译）老师和白岩松都对最近发生问题的做了一些解释，我想加几句话。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识现代科技的改变影响了交通，所以现在的动乱，任何社会的动乱都跟现在的科技，跟电脑，跟手机离不开关系。第二是信息的来往当然更离不开关系，所以说固然一个社会的骚乱基本的原因可能出自于内部。像智中云（音译）已经解释了在挪威的情况，他们不熟悉从南欧，或者是北非去的穆斯林，所以他们对伊斯兰，对穆斯林有一个偏见等等的，这是一个现象。 刚刚也提到阿拉伯之春，我最近这些年来对伊斯兰世界比较关心一点。阿拉伯之春它当然有很强烈的内部因素，比如说甲天下，一个人做了四十二年，一个人做了三十三年，一个人做了三十年。他儿子，女儿都是富甲天下的人，这个内在的因素当然有。但是也不否认有外在的原因，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内部原因。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天天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台天天报道的，利比亚的打仗就是北约的飞机先炸了，然后都炸得都没有抵抗了，反对派的车子才进去，这当然是有外部的原因。但是北约的国家会拿同样的手段去对付，假如沙特阿拉伯发生了事情他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吗？已经在巴林发生的事情，不是沙特阿拉伯就用坦克车就把它平了，巴林也是少数的亲民派控制着75%的失业派。但是在巴林就没有出那么大的事，就在巴林隔壁的卡塔尔跑到利比亚去帮忙，但是他也没有帮巴林的忙，所以说外面的因素还是有的。国际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因此我觉得人类的进步不是那么简单，看一个事情表面一端就可以了。刚刚白岩松说的话我非常赞同，就是说人类的进步其实往往是不同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公开，或者是不公开的对话之后取得的，大家都可以接受，都不满意但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样子才能向前。假如有一方真的十分不满意，采取极端手段的话，那就把大家都给毁了，至少退了几步。这是我对整个社会进步的进步观。 最后一点就拿沙特阿拉伯来说，它起了一个头了，怎么结束？到底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夏，还是马上就进入阿拉伯之冬，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我希望阿拉伯人民能够找到他们的智慧，能够一方面去除他们原来的独裁者，或者是甲天下的人。一方面能找到一条适当的道路，合乎他们本身文化传统的轨道继续进行着，它不可能完全以至于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每个社会有它的基因不能否认的，也有它的免疫力。我希望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能够渐渐地建立起足够的免疫力和足够的警觉性，让极端地力量能够不要发生出来。要让进步的，健康的，正面的，向前走的宽阔心胸的力量能够慢慢发挥出来，这是我的一点愿望。

提问：我想问一下贺老师，您说的美国法律制度。我曾经听一个人说过，这个人就是马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威性，他说美国的法律制度它是建立在一种宗教性的契约精神的基础上。有了这种宗教文化它的契约精神所以才有美国人那种法律制度，那种契约的感觉。但是您说要我们中国人来学美国的法律制度，或者是说这种普世价值的话，您觉得它的障碍会不会特别大。或者是说我们中国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个底层的，一种宗教的，一种类似于向神看齐的那种文化，那种基础来建立我们的法律制度呢。 贺卫方：巨大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发现整个西方的宪政发展过程中间宗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那套非常复杂的神学体系，它超越于我们人的经验世界之外的这种东西，然后包括它对原罪的一种界定，包括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当然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包括罗马教实际发展出来的一套法律体系，以及它本身的存在带来的氏族权利的制约。你说神圣的契约精神的确也可以算是西方的宪政，包括美国宪政得以发展的根源性的因素所在。但是不应该仅仅看到精神曾经的东西，也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机构的差异。社会组织机构多元化的社会产生以后，不同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行业它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产生了某种对规则的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 近代以来的市场化的社会的一种发展产生了对交易规则安全的需要和对政府权力的某种警惕，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促动着人们去建立一种良好的宪政体系。所以如何按照查尔士·比尔德，美国的一位宪法学家的观点，你这种观点他是不赞成的，他甚至觉得就是那帮子商人们，大资本家们在一块博弈出来的结果，它的利益这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只看到精神层面的东西。谢谢。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打开，我们就要考虑到打开后的后果，以及我们国家面对打开以后采取的措施。打开的结果除了我们正常的沟通，交流更加便利以外，我想说打开还会引起一种恐慌。就像刚才贺老师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国家曾经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漂浮在欧洲的上空。我其实在想会不会现在带给我们国家的除了当局者还有民众也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恐慌，因此我国这几年不断加大的维稳经费，据我们的社会学老师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去年达到了5000亿人民币，而同时提供的一个数据就是按照神木县全民实现医保，每人每年只需交300块钱。也就是说全国13亿人只需要4000亿员就可以了，5000亿的维稳经费，就是说维稳经费远远超出了给全民实现医保的所用的费用。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开放中的恐慌，第二个是这种维稳真的是重要的吗？花这么多经费来进行的这个维稳真的是有效果的吗？也许我的问题有点前线，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帮我回答一下。 熊培云：维稳经费特别高，就是说医保不全面，或者是没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在运作方式上，或者是它做事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只允许政府监督人民，不许人民监督政府。维稳其实就是花在政府监督人民上的，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 贺卫方：另外一个有时候人们之所以发生骚乱，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维稳力量，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公证的，让老百姓得以信服的平台能够解决把真相大白与天下。比方说在贵州那个地方那个小女孩是如何投河自杀，所谓的自杀，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最后老百姓会愤怒把公安局的大楼给烧了，如果我们有一个及时地，或者是公证的平台，能够让大家以信服的方式。比方说白岩松老师直播过好几次那种有些庭审什么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庭审直播能够把一些非常焦点的问题直播出来，然后证人都在法庭上老老实实的作证，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社会没有多少事情让大家必须要上街，必须去把楼给烧了。包括比方说动车组这个事情，我们呼吁一种公正的，一种更加透明的平台。包括温家宝总理也做过这样的呼吁，但是这样的有没有公开听证会，西方国家做这样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公开听证会，包括在香港公开听证会这是最常用的，电视直播，让我们能够看到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人为的暗箱操作，最后老百姓不服气大家只好上街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除了司法以外，人大也可以有所作为。 智中云：关于维稳的问题我真的想过很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每一个社会它都有它的不平则的一面，没有一个社会真的是和谐的。这个和谐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理想，希望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作为口号的话不应该是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因为每一个团队都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然后还有很多发生不平则鸣，我老是这样说。现在我们维稳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饮鸩止渴和造成恶性循环的。就是这个维稳的手段本身，或者是不择手段的维稳就是造成不稳的根源，就是你有不稳的你去维稳，然后一维就更不稳了，又造出很多不平来。 比如说上访，这个问题跟我们政绩观有关系，我们的政绩观出了问题，对于官员的奖惩，什么叫政绩没有搞清楚。你比如说有那么多上访的人来，我们的政绩观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政府，上访的人越多你这个人政绩就越差。也不去问他你为什么要上访，你这些问题根源解决了没有。而不只是说你不要有那么多上访，结果采取的办法就只有拼命把他们抓回来。就是雇好多人用暴利把他们抓回来，结果又造成了更多的人有怨气，不稳。还造成一个腐败，就是信访办的人他们要贿赂信访办的人去减少登记他们上访的人数，以便造成他的政绩一个假象。所以说这个政绩观本身这个奖惩的制度是错的。 另外比如说温总理接见过上访的人，他作为一个象征意义他也只是象征意义，说明什么？应该承认上访的人是有合理诉求的。既然他能够接见上访的人，为什么人大代表不能接见上访的人。每当两会要开的时候先把上访的人都赶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悖论。我认为应该给人大代表留出一两天时间来专门接见号称他所代表的，因为他不是真的代表。我说他不是真的选那个地方选出来的，但是我们人大代表是以地方，他是哪个省的代表。那么就算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能够拿一天出来接见那个省的上访的人，而是相反的先把他们赶走。所以赶走的结果是造成更大的不稳。这个不稳的以几何的基数来增加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维稳的手段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个维稳手段之所以有问题跟我们的政绩观有问题。就是在考察哪一个的时候，一个是GDP，要考察GDP造成它拆迁，然后又考察它这个你不许有人上访，其结果就是造成它进一步的抓那些上访的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根源，至于说哪一个国家都有不平的，这个就看怎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