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位同学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军费还不如维稳费是吗？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维稳费用超过了军费，军费是以国外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其他力量为假想题的。维稳经费实际在中国变成了以民众为假想题，从政绩观来说的确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维稳的费用这么高，所以我们也就讲是不是中国发生了内战，然后我们的记者不去阿富汗，不会去伊拉克，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战地记者，就在中国报道就可以了，有各方面的原因。 葛兆光：刚才他们都已经把话说得差不多了，我就讲一个我听了这个提问者问题的时候，我就老在想一个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就老想到地下埋了很久很久的古诗，一旦它如果开始接触到空气，它确实会出现很大的麻烦。这个时候考古的人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就会给它加很多药，加很多方法保护它。同样中国打开以后，也许那个黑屋子住久的人，乍得接触到很多外面来的各种各样空气的时候，这个空气里面有新鲜的空气也有可能带来病毒这样的东西。这样诗歌需要什么呢？不是需要把门再关上，把这些再搁到黑洞洞的古坟里面去。而是说第一刚才他们都讲了要给一个宽松的，透明的舆论环境。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为一些小事情大惊小怪，大惊失色，这个然后就心理恐慌产生问题，这个时候还需要花钱去维稳。第二个你要给人一个安全和幸福的制度保证，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要用外在的压力去压住这个情势的波动。第三个使你的国家变得更好，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我看到外面那个还不如我骚动它干嘛？所以这就是三纪要。 就像我们保护古诗，或者是保护一个被关押了很久的一个病人一样，就是这三纪要。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1998年在日本教书的时候，日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被很坏的人关在黑屋子里面关了十年。她被解救出来以后很快就生病了，最后就不能够仅仅是给她赶快吃药什么的，而是让她一边吃药，一边锻炼身体，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了她就不在乎外面新鲜空气了。

梁文道：葛先生是说基本上我们用对待古诗的方法来对待自己。我也想补充一下，虽然我是主持人不应该说那么多。但是因为刚才维稳问题我也想过这个事，为什么我们的维稳经费为什么这么大。我后来想到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有一帮左派的人，过去骂美国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概念可以拿来做解释。说到左派其实我以前在香港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家老说梁文道是左派。我来到大陆之后就变成右派，而且是要上吊的那种右派。 左派以前批评美国有一点，这是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自己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他说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会被一个军火工业综合体绑架，这个军火工业综合体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国防的政策，外交的政策可能会受制于某些的军火行业。其实不只是军火商，甚至比如说像美国现在海外基地所有建设的承包商，军用品的供需，比如说军人的粮食。我见过美军的粮食一包里面有三餐，就已经是四十多块美金一份，这都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光是为了这样有利可图的生意会不会就导致美国需要不停地找战争的对象，或者是要维持某种高度武装的紧张感，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过去常被左派批评。我发现中国好像也开始被一种维稳工业综合体绑架，它是个工业，它其实产业化了。 我举个最简单地例子，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个镇，这个镇平常相安无事，我是个镇委书记，挺好的，天下太平，大伙挺乖的。顶多有几个人爱出来投诉，像白岩松出来投诉说他家断水断电，此外别无他事。后来我听说上头现在有一笔经费叫维稳经费，我们知道稳得很，那我就拿不到那个维稳经费，我怎么样才能拿到那个维稳经费呢？我奥有维稳需要。我这个维稳需要怎么来呢？我就看着白岩松，他不是老说停水停电吗？我就把他列为维稳对象，我就可以拿维稳经费成立一个维稳办，维稳办有人了这个人按照官僚的逻辑还会不停扩充。我今年有了维稳办我明年不能把它给撤了，我还得帮这个维稳办创收。于是我要帮助维稳办发明一些维稳对象，这些对象我找到它之后，我要去找它到底问题在哪里。比如说我去看看他的网络，他老上美国的媒体，老是BBC，虽然是合法人上去，但是老这样上还是有定嫌疑。但是这个嫌疑到底在哪里，我不太肯定，所以我需要更多地人手来追踪他。 这就是所谓的维稳的产业化，它变化一个需要了。我最近知道有很多国企，我最近认识一个很大国企的老板，还他跟我说他们公司内容都成立了维稳办。说现在国企开始接到命令都要成立维稳办，我说维稳办什么构成，他说他们的一把手就是维稳办，主任二把手就是维稳办副主任。我说那你们干什么，他们维持内部稳定。我说你们没事干吗？没事干。有经费吗？没经费。我就教他支个招，你叫个员工去罢工说这个薪水要加薪，然后你拿笔钱搞维稳，然后这个钱到了之后私底下再跟这个员工在分了。因为我们要了解创收变成中国官僚逻辑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看到今年的一个报道，湖南抢计生办，抢婴儿，卖孤儿这个事件。我觉得最震惊地是我看到财经周刊，是新世纪杂志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计生办官员的时候，那个官员既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没办法，我们做计生办的也要创收。

提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打开，可是大家不觉得很好笑吗？就在刚才门外的大门对我们这些人紧紧的封闭着，但是他给我们的承诺是如果我们领到了通票就会一定让我们进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是因为我尊重他们，我相信他们对我的这个承诺。既然梁先生您刚才在开场前出去维稳，那么我也要向您投诉，请您承诺之前对我们的承诺。谢谢。 梁文道：您说我对你的承诺，您说什么？因为我刚才出去的时候坦白讲我不知道今天进场的流程是怎么样的，票怎么样发，怎么样决定给谁我都不知道。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我知道的消息就是我要告诉外面排队的朋友，就假如你们今天进不来，但是到场的我们会给他，应该是已经给了他明天，或后天的门票，就假如今天进不来的朋友。我刚才的承诺是拿今天的门票，你今天进不来，但明天，后天我们会保证会让您进来。 我是自己去向我见到的朋友还在排队的朋友道歉，说没办法，你们进不来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在门外还没有办法进来，或者是今天进不来的朋友的话，我我们会给他一个票，这个票是明天跟后天都可以用的。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我只能说我能说的话，而且我只能为我说过的话复杂，就是这样。谢谢。这边又有一位男孩子了戴眼睛，穿白色的，红色的横条纹衣服的男生。 提问：我非常同意白岩松老师说大家妥协的这个概念，我就想我们这个维稳办可能未来一两年之内都不会取消，如果大家要妥协的话，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在座的各位老师每人给他们未来的工作提一句建议，谢谢。 白岩松：第一个我说的原话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缺一个都不行。您给我变成了就是妥协，谁妥协？双方妥协艺术意味着一种分寸和底线，这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谈判，这是不能够随便被误读就糟糕了。第二个我还是愿意相信未来所谓维稳办会慢慢减少的。如果社会都达到了很理性的方式，双方的理性，当然稳定就会在这种动态当中形成了。就用我这个逻辑双方妥协的艺术，我觉得首先需要的是从社会的管理方式，从媒体的信息披露方式，从信息公开的方式等等都应该有巨大的进步，在民主，自由等等很多方面。刚才我为什么没有接维稳的话语，一个干新闻的人永远不会对未经证实的数字立即就去做出准确的判断。我觉得首先需要我们的人大代表，我们的学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等等，应该去有权利获取维稳经费到底是多少，各级的地方等等都应该有义务去公开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比它数字高的可能是公款吃喝，但您可能已经不太在意了。 所以我觉得大比例的是需要社会管理创新和进步，这是中央今年专门开了这个会。第二个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建设我们内心的理性。我觉得这一点，有的时候这不是狠话不容易获得掌声。中国人习惯抱怨别人，很少反省自己。社会的进步决不是我们抱怨的别人进步了便可以实现的，更何况您也是别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去想我呢？我们的理性如何建立呢？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我们都是民主的捍卫者，生活中确实暴君这可以吗？怎样去通过这种社会的进步达成让大比例的社会管理创新决策者，政策、法律等等都能够按我们期待的去进步，我们也去推动它。另一方面留点小小的空间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也进步，形成一种特别好的理性。比如说你去捍卫常识，你去建设理性，你能够寻找信仰就可以了。 梁文道：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了。 提问：第一点就是我刚才看到当场上的各位老师，对当今的一些负面形象做出一些批评的时候，在场的各位疯狂的鼓掌，起哄。我不知道各位老师对这点怎么看，还有第二点在网络上有些人批评乌有之乡和毛泽东网站的一些左派为文革余孽，而这些人反过来说批评他们的人也是文革余孽。我不知道文革是我们民族的创伤，各位老师对文革余孽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两方人都是文革余孽。因为我们的想法是我的教科书上告诉我说，文革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而引起的，而我的想法是不仅仅是领导人绑架了民众，民众也绑架了领导人。这就是我简单地想法，请各位老师给予我解答。 张信刚：我平时对这方面很少说话，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是第一次参加理想国的文化沙龙，我的总感受是相当受鼓舞的。就是说这么多人在一个空气并不十分流通的，很封闭的空间。能够理性的探讨一些问题，唯一稍微让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理性，或者是沉着的就是一些过分的掌声和欢呼声。但是我相信在台上没有一个人是寻求掌声或者是欢呼声而来的。我们是真的为了见到一个比较美好，更比较理想，我的理解是更比较理想的未来与未来的社会。今天有这么多人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来，我觉得我的参与是非常值得的。新疆这位来的同学，您所说的问题是比较更复杂，很难在短期内一句话就说掉的。我觉得您之所以提出来这个，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行为，值得我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