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历史往往是有关乎于权利的表述，或者这么来说所谓的历史它作为一种时间的序列不但是一种发言的立场，甚至是一种武器可以为各种族群，为各种利益的实体去虎视眈眈。或者可以这么讲有关于历史的种种表述的关键词或者动词也经常是消减、颠覆甚至于重述。这个在一系列的作品，因为我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在做一些有关于书写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于外籍华族他们书写研究。经常就是比方说美国的华人的一些书写。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实际上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姻，这个是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涉及到的部分。历史作为一种时间序列中的存在，究竟是我们的文学写作可以如虎添翼，还是裹足不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年轻写作者，在开初我的写作过程中经常使我感到踌躇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在我的头脑中间也许之前会有一个沉淀。因为我自己或者我们这一代的生命作。往往和大事件是缺席的，比方说五四，比方说文革。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些重要历史场景的一种见证者。所以在这这种情形之下花大量的时间在考虑，我们这代人如何去所谓的重建种有关于历史的表述，如何会恢复历史的原貌，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前辈的作家的朋友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逐渐得到了启发。 就是说实际上我和他之间会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说作为我们前辈的作家，更多可能他们的身份是一种历史的亲历者甚至于见证者，他们对历史的表述更多是近乎一种再现。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因为历史的缺席，也同时使我们轻装上阵或者一种更加让我们自己有蔓延感的一种所谓的历史阐释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在我的写作实践中间实际上也会让我自己感觉受到了非常多的弊益，好像格林布拉特，他有这样的观念。他说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联，它们最本质的关联实际上究竟在于哪一部分。是在于要完整地恢复历史的原貌嘛，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文学对于历史最有意味的地方是在于他可以去通过文学这样一种内在的艺术形式或者手段去考察历史中间应该或者怎样这个话题，或者说揭示历史中间最接近于它最隐秘的一种的矛盾的部分。 那或者这么说其实每一个关乎历史的写作者实际上都免不了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历史的问题。一种所谓历史真实的部分，另外一种有关于虚幻的部分，我想虚幻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来说，实际上都是一种特权。因为小说本来它作为文体来讲实际就是我们讲故事，我们自己可切入的，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非常巨大的空间。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失去了对于所谓历史真实的一种关照，实际上会使所谓的虚幻也变成一种无本之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特别是在我写作小说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讲我还会比较重视所谓实证的部分。 比方讲有关于此可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写作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在写作我的长篇小说《朱雀》过程中间，我做了有系列的，有关于陈事实的访谈。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点就是。让我感觉到了就是有一些和我所谓对于历史的想像空间不同的部分。或者说还有一些出人意表的部分，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所谓的后现代史观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所谓的历史、哲学或者大蓄势之外的部分，它本身是非常的迷人的，非常的有意味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在另外的一些故事里面，实际上所谓历史的变体可以和前面所讲述的形成非常微妙的一种所谓双生花的状态。所以，我在一系列访谈中间逐步的感觉到一些所谓的大与小，一些宏观与细微，甚至于历史的沉重与轻盈的共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比对的冲击，这种印象更多来自于所谓的日常和民间的感觉。

我在这个地方不妨举两个例子，一则关乎于在我处理文革的部分，有一次有做一个访谈和南京本地的。因为我老家是南京，南京本地的老工人，他是一位很善谈的一位长辈跟我讲了很多。他中间提到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当时在南京曾经有一个文革时期的姓江的省委书记。在整个过程中间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姓江的省委书记被打成了走资派，立即将所谓的省委办公厅开放了，书记楼开放了，给所有的普通市民参观。他们的初衷是为了用走资派来教育群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参观的人非常热闹，但是呈现出的局面非常的热闹。 然后，这个老工人跟我讲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所谓的群众义愤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津津乐道，甚至给我讲到当时书记楼里面有一个红木的字纸篓（音），当时就值钱800多块，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甚至也给我讲到，实际上他不一次说到这个书记楼，因为他非常喜好木工，他曾经去研究里面的一个家具，家具是怎么样焊接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问他说你在整个参观过程当中，真的没有所希望那种出于群众义愤的不平吗？他说没有啊，多大的事。这话我讲起来很不传神，因为他是用老南京话讲的。“多大的事”实际上这句话在南京的方言里面实际上代表对于重大事件举重若轻的状态。然后，他后面又接了一句“人各有命”。所以我会看出到所谓的大蓄势，思维经验中间这种反差，实际上你如果没有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真的是蛮难想像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乎于有一次在一个南京的一个老街采访一位老婆婆，他是一位37年屠城亲历者。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这次劫难对他们家的打击非常大，他们家是一种灭门的灾难。然后，她霎那间变成了一个孤儿。当时老婆婆的耳朵已经不太好了，听不太清楚我问她的问题，但她还是给我讲了很多。但她整个一种给我讲述的基调，实际上已经是那种哀伤大于仇恨的感觉。实际上她本人经历非常的不幸，因为她很早成为一个孤儿，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使她此后的人生都变得非常的艰难。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这种艰难她对于当时日本人的痛恨，实际可以说与日俱增的绵延感。但她讲述到最后，她拿出了一张糖纸给我看。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她说是一张糖纸。 她说当时日本人进城的时候洒了一些糖果给了小孩子。她说这是我人生中吃得第一块糖。她说我非常的仇恨日本人，但是我不恨这块糖，因为它是甜的。所以我听了以后，这上面讲到的这些让我还蛮感焦急的，你会觉得所谓的这种大的历史经验，所谓在我们沉淀里面，所谓的历史的主干和思我的经验之间究竟有多少焦点。这实际上小说作者或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实际上应该关心的，有关于故事最内核的部分。就有一个前辈作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文学的表述和历史的表述实际上最不同的部分在于，无论历史怎样的波澜壮阔，无论历史它所呈现的面目多少的扩大，但其实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小日子还是一样的过。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每一个小说作者，他实际上还是潜在的是有一种责任的。因为小说就文体而言，他是最能够反应所谓的这种大风起于轻平之漠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念。所以，特别是他所提供的一些细节，它里面的一种温度和辐射往往是所谓的经常被忽略的东西。所以在把它讲得再明确一点，比方说在我们经常会涉及到的衣、食、住、行里面，实际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真的东西，就以食为例，以吃为例。在小说中间的呈现。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自前辈作家陆文夫他有一篇非常杰出的作品是《美食家》，他有意之处真正我们看到了，他实现了通过饮食来关照时代的跌荡。里面有一个小师生叫做朱自也（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家。他可以把吃当做人生，甚至把他转化为艺术。

我们知道他对吃可以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到一个老字号叫朱红心去吃一碗头汤面。然后就是说用第一道汤煮出来的面条是非常津道的。我刚才讲到的所谓的饮食和艺术的关系，在他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但是当三年的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他这种花样仍然玩不起来，所以只好偃旗息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跟一直互相辐射的关系，虽然是细节，但是可以讲是淋淋尽致，实际可以讲怎么讲这是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出来的，但有些历史我们没有把它放大的细节实际上更为有趣。比方说我在《朱雀》里面曾经写到南京的一道名菜，这个名菜叫做“美人干”，当然现在已经不太有人所知，但还可以在一些老字号里面吃到。 但是在民国时期曾经大胜，因为它是当时的一道清蒸的老字号，马祥星（音）是专门善做这道菜。这道菜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它的原料是鸭子的胰脏，因为我们知道一鸭一胰嘛，就是说你要做这道菜起码要四五十只鸭子才行。而且它的做法也非常的讲究，就如果说火候不到的时候呢。是软而不酥，如果火候太过是皮而不嫩。所以它的做法非常容易成为一个名厨的败笔。但是当时有些人非常喜欢吃这道菜，比如说汪精卫，汪精卫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习惯，有时候到了深夜的时候，他会拿出龙宝斋（音）的信笺，在上面自己写“光公关点菜，君经一律放心”（音）就是为了深夜要吃到这道“美人干”，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也是所谓的权利与饮食之间的交购。 实际上这些都是来自于细节的部分，其实我想讲到的是，一个故事它如何讲下去，一个故事是否可以得以免展，实际上我觉得细节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元素或者细节的如一砖一瓦使故事的讲述可以变得更为丰盈，可以讲朝朝暮暮，往复不止的这种状态，好，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