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们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收缩了，政府特别是国家部委这些部门主要去承担一些宏观的管理，行业的制定、标准的制定、政策的制定等等。只有这样职能减少了，我们才有实现大部制的可能性。如果每一个部都管着很多的权，都把持着很多的权力，承担着很多的具体的审批项目，我们把这样的机构如果硬性合并成大部，实际上这样的部很难运作起来。即使我们表面上硬性合在一起，它内部运营也很难顺畅。所以分权和放权是方向，也是我们进行大部制体制改革的一个前提，只有我们的部门的权力小了，我们的权力单一了，我们的权力重点放在了行业规划、政策制定、市场监管等等宏观角度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实施大部制改革。 就像这一次的铁道部能够并入交通部，实施这种大部制改革，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改革同时进行了铁道部的政企分开，如果不进行政企分开，一个庞大的铁道部，如果原封不动的并入到交通部来，它和交通部的内部整合和内部运营是很难发挥出正能量的，所以说这次能够把铁道部并入到交通运输部来就是因为它首先实现了政企分开，把它的企业责任放给了企业，企业按市场法则来运行，当然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可能承担着某些的公益的责任，所以政府可能还要进行一定的扶持。但是总得来说铁道部保留的责任就是一些宏观的管理责任，所以它才有可能并到交通部去，这是一个要以放权与分权为方向。 第三个就是要以机构合并的调整为手段，我们大部制自然就是首先进行机构调整。应该说这种机构的调整或者合并是进行大部制体制改革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切入点。 第四个就是以廓清权力边界为目的。大部制改革最终形成的大部，为什么要形成大部，就是要把那些职责交叉的部门、职责相近的部门合并在一起。合并之后大部和大部之间力求权力边界要清晰，这是实行大部制改革的一个目的，让它们权力边界清晰，权力边界清晰之后才能更好地进行问责，进行责任的追究。所以这也是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怎么样来调整这些部门，为什么这个部门合到这里，那个部门合到那里，我们要以权力的边界的清晰为主要目的。 第五个就是要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分立，这是它的运行机制。如果我们的大部制改革仅仅是从机构上来调整，而不付之于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这种权力格局和运行机制的改进，大部制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为大部制意味着原来的那些部门的权力都合并在一起了，形成了超级大户。如果我们不对权力进行分立，它的权力就会更大，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监督，这么大的权力部门更容易形成垄断以及可能形成的对社会的干预，对市场的干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等等，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也就更难监督了。所以大部制的大是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立基础上的大，否则如果没有这种分立，单纯的大可能是一个更强权的部门。而这样一个部门对我们服务型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它不符合我们的原则，所以要想大部制改革之后的部大，但权力并不过分集中和强大，就要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分立。所以这些是我们认为推进大部制改革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

怎么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思路。具体的思路我们想有两种角度，一个角度就是从组织结构上来说我们要成立三类组织。哪三类组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决策权，一个是承担决策中心的决策权的决策中心。我们认为决策中心应该核心化，也就是说要权力集中，要有这些核心的人员或者是组织来实现对政府战略决策的领导权，来克服强部门、弱政府的弊端。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很多时候是部门的力量大，而我们的决策中心，政府的决策权相对来说看着更弱化一点。而如果实现大部制之后我们要强化决策中心，也就是说所有的决策和政策都应该由这个决策中心来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制定，这是要有一个组织的存在。 第二个组成部门要综合化，所谓组织部门要综合化就是要大部，要综合，要实行大部，权力边界要清晰。大部的主要责任就是承担行业的规划,核心部门是呈现整个国家的战略性的，以及政府的战略性规划，而组成部门是就自己所管的这样一个部门进行行业规划、标准制定和政策制定，以及要承担某些监督权力，这是组成部门。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大部门，综合性的部门。除了这两类部门之外我们认为还应该有一类部门，那就是执行部门，执行部门我们认为应该专门化，就是哪些部门负责哪些方面的决策的执行，应该专门化。这种专门化的执行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的，这样机构负责某些专门化的执行，因此执行机构的数量可以多一些，综合部门的数量很小，但是一个综合部门下面可以有众多的执行机构。因为它是一个专门的执行机构，它就在某一方面承担执行责任。所以根据它的这种专门的划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专门化的执行机构，数量可以有很多。 所以未来的大部门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三类机构，一个是决策中心，一个是综合性的行业规划部门，政策制定、标准制定部门，同时也承担部分监督责任，另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执行部门，这三种权力应该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来承担，决策核心组织以及组成部门，以及专门的执行部门，三种不同的部门分别承担三种不同的责任。这是我们说从组织架构上来说三类组织要分别设立。这是从组织架构上来看的。 第二个角度我们从权力分立的视角来看，权力分立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分开来看。那从中央层面上来说首先要将相似或相同事情的管理权交给一个部门，这样就是目前大部制改革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相似的或相同事情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个统一的部门，比如说食品药品监管，把对食品药品监管在各个环节的监管，在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监管都交给了新成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这就是合并，首先是职能的合并。 当这种职能大部门框架形成之后，就要在这些组成的大部门内部来要重新定位现在的这些总局或部委。这些新组建的大的部委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以及原来所属的行政类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要进行一个重新定位。它所属的这些国家局以及它所的行政事业单位应该怎么定位呢？目前我们的考虑就是这些国家局也好，这些行政事业单位也好，我们认为它们作为这个部委的执行机构而存在，这样的定位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在新组建的部委内部有一个决策核心，这个决策核心就承担着一些宏观规划、行业规划，标准制定、政策制定这样的职责。当然也有学者说监管的职责，也有监督的职责，权力也由他们来承担。如果说把监督权也放在这里，就是他们承担决策和监督这样两种权力。 底下的这些国家局和事业单位怎么办呢？他们作为专门化的执行机构而存在，来执行这个部门内部决策核心所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决策。比如说政策的决策，标准的决策由他们来执行。这是一种思路。 当然还有一个思路认为决策核心只负责决策，国家局和事业单位负责执行，而监督权不再放在决策部门，而是有独立的监督机构来负责监督，也就是引入一个第三方来监督，这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就目前我们国家的架构来说可能比较容易实施的一个改革的策略就是由决策中心同时承担对它决策的内容执行机构执行结果的情况进行监督，就是同时由它来承担监督权可能比较适合我们目前的这样的组织架构。因为引入什么机构作为第三方进入到对这些执行的监督，包括对决策的监督，恐怕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完全理顺这种关系。所以说把决策权和监督权放在一个部门，把执行权分离出来，这可能是目前比较容易推行的一种权力分立方案，这是在中央政府层面。

从地方政府层面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改革也有一些探索，这些探索也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目前来看大概有这样三种可以选择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在组成部门内部区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中央的权力分立基本上一样的，就是组成大部门内部里边成立一个核心的决策层，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将进入底下的局，以及原来的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也将成为一个执行局，进入公务员序列成为专门的执行机构。同时决策机构负责监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央政府层面。在地方政府层面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部内区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比如说我们在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中的深圳的交通运输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大部制改革方式，就是三种权力的分立方式。 它的内部既有一个决策核心同时下面又有众多的专门的执行局，这些执行局负责执行决策机构制定的决策，决策机构只负责决策，执行机构只负责执行。当然比较通行的办法就是把监督权同时交给决策机构。决策机构承担决策权和监督权，而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这是内部进行的一种三种权力的一种划分，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可以选择决策行政中枢与执行性部门相对分离，分开设，不设到一个大部门内部去，就是完全分开。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顺德的改革中，大部制改革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探索。在顺德它是执行的什么？有一个决策中枢，这样一个决策中枢是四位一体的联席会议，什么四位呢？就是目前权力架构中所牵涉到四个权力中心，区委也就是我们说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主要的机构，都进入到决策中枢里面去，形成一个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像顺德它又由23人组成，形成了一个决策中枢，也就是所有重大的行政决策都由这样一个决策中枢做出，而这样一个决策中枢不仅仅是有来自于政府的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体制特色，把党委、人大、政协的这些人员也纳入到这样一个决策中心来共同制定行政决策，这样一个机构就专门负责决策。同时也承担监督，监督它的决策。在顺德，这样一个决策中枢下又成立了16个大部，这16个大部来执行他们的决策，决策中枢还要负责监督，这也是一个思路。 第三种思路或者说第三种选择就是结合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很多人认为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如果我们的每一个部门还承担着多的行政审批的事项，掌握着多行政审批的权力，大部制改革很难到位。也就是说如果不放权，如果行政审批权不下放、不分离，我们还掌握着多的审批权、审批事项，大部制如果仅仅把这些部门合并起来，由原来的这些部门，权力依然保证不变，只是把这些部门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大部，这样的超级大部很难实现大部制改革的那些好处或者是实施大部制改革的目的。